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西藏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的提倡者十三达赖喇嘛的初衷虽然是希望有利于西藏的未来,但由于他本人缺乏现代意识,加之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很快使这次改革变成他本人巩固个人权力的政治行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改革也给西藏带来一些后果,即使藏族中的不少有志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形成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需要引入现代性批判理论,并经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洗礼才得以可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尤其是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所做的双重批判。在理论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要反对资本话语霸权、坚持对现代形而上学的继续清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启西方现代性之蒙蔽。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上)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改革而非革命:对OECD国家公共养老金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OECD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反映和涵盖了世界主流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方向和方式.尽管OECD各成员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架构及历史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原因及改革的主要措施和趋势却惊人地相似.本文对OECD国家目前已经实施或者正引起广泛争论的改革方案分作两大类:参数改革和范式改革,其中范式改革包括名义账户制和部分私有化改革.在深入分析各类方案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其反映出的OECD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一般趋势:改革而非革命.并基于政治多元主义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改革,引出对公共养老金制度根本目的之再认识.     

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一种包容关系的体现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现代性是对生活世界的宏大、完整的规划,而审美现代性只分担着此规划的交往任务,即两者是包容关系。包容关系的形成,既在于审美现代性由于自身原因而无法担负重要责任,更在于文化现代性从事着关系现代性声誉的宏大事情,结果前者只能屈身于后者包容之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那里,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是平等关系,而哈贝马斯依靠"交往"将两者重置为包容关系,并且他以趣味来评定艺术地位,这影响了其第三代,如霍耐特提及文化但忘却了艺术,这是该学派发展的遗憾之一。     

现代性与人口风险问题:转型期中国人口安全的社会学考察

人口安全问题是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自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以来,人们对人口风险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在风险视角下,人口问题几乎具有风险的所有特性。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发展中存在的人口增长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风险使得人口安全承受了巨大压力。通过引入现代性的维度发现,现代人口风险与现代性因素密切相关。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国家力量和个人意识等现代性因素本身蕴含的风险与中国人口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中国的人口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谨慎应对人口风险,建立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构建安全、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框架和安全的人口政策体系,最终避免或者降低我国的人口风险,使人口发展走上有序、健康的轨道。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上)

“现代性”在近几年突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论题 ,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很显然 ,这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 ,以应对当今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挑战。处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艺术 ,在反抗现代性的同时又在实质上建构了现代性 ,它在加深现代性的鸿沟的同时 ,又建立了各种重新联系的感觉的和情感的纽带。当代中国文学从后现代的理论高地退却后 ,也不得不从“现代性”论述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从这里 ,也许可以给予当代文学研究提示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 ,以及更为复杂的美学内涵。当然 ,这一切都要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审慎地展开探讨。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试论转型语境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

对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发展而言,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尤为必要。关键期并非指要实现高水平的民主政治,而是指应逐步建成基本完整、相对系统的民众参与机制与民主体制。按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分析,未来20年左右将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打破僵化稳定思维,善抓有利时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性与大众民主的逻辑——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理性化和官僚化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它们支配了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国家领域中,科层官僚化为自由和民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抑制官僚主义的膨胀对韦伯来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的应对措施是将官僚机构(行政)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这就要求国家政治生活的议会化和民主化.但是,这种民主化是有限度的,它并不意味着大众的直接统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只能是一种选择政治领袖的机制.恰当的政治领袖选择机制,是议会化和民主化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传统与现代——对中国政治转型的一种分析

政治转型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比较政治学中兴起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逐渐从全能主义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转型,这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国政治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     

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

在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下生成的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而国民外交反过来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巩固和沉淀。     

散论历史学中的政治批判意识

历史学与政治之间渊源流长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历史学中的政治批判意识出发,系统地对政治与历史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历史与现代之交融——包头市梅力更召庙的历史背景与现代变迁

梅力更召是我国现阶段唯一用蒙语诵经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宗教历史，而且还蕴含着多种文化和当地文化的融合。通过对梅力更召历史背景的剖析，对召庙中最有成就的活佛三世梅力更葛根的阐释，可以探明这一召庙在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下的传承与变迁。     

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

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指向。就建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十七年文学"是在国家意志的规约下对现代性的价值重构。     

从改革者口述看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一个社会史的视角

黄宗汉是改革开放初起之时的一位改革者,他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策略正确,效益明显,但是,却引发了两次很大的风波,黄宗汉最终离去,东风电视机厂也被兼并。黄宗汉的口述,充分展示了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黄宗汉当时的经历与命运,展示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也反映出,当时的改革是一种＂缝隙中的改革＂。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近代政治哲学的影响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价值观。另一方面,它对民族教会的积极推动和对民族国家意识的积极倡导,为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宗教改革中所蕴涵的许多思想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成为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