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

明代漕粮是专门供给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卫军的消费，为了将东南海粮无偿地调拨到京师地区，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制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办法，并根据漕运的实际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的折征。但出于明中叶后各级官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其对粮户的搜刮掠夺，遂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及漕粮的掠夺性质。     

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

南宋时期的东南漕运因漕供机制变化、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漕供运程远及供输压力大而产生了水脚糜费。官般与民般这两种承运方式在运行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脚糜费。漕粮交卸地变动与州县官员违规办漕过程中的水脚糜费,导致上供欠折。对水脚糜费造成的上供欠折,宋廷借助货币政策与司法手段予以应对。     

明清漕运与南昌城外的空间格局——再论江西省仓

明成化十年,漕粮行改兑法,运军需赴州县水次收兑漕粮,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动。"一条鞭法"推行前,漕粮民收民解,旗军、运丁常常盘剥里甲和粮长,至嘉靖朝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化。为避免旗军、运丁的勒索,加上江西河道不利航运,自万历朝起江西州县即在省城购置漕仓,于省仓兑粮与运军。"一条鞭法"推行的过程中,漕粮官收官解,这时州县也设立了一批漕仓。至清乾隆朝,南昌城外西北、西南已漕仓林立。这些城外漕仓后来成为试馆、会馆,供士子考试及州县官民赴省之用。通过明清江西省城外漕仓兴起的历史,可以认识贡赋体制对于形塑城市空间的意义。     

明代的运军

明代的运军陈峰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之一，所谓“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①。大规模的明官方漕运业中，存在着人数达十数万人的专业运输军队，明人称其为“运军”。这支庞大的运军对维持大部分时期里明王朝的漕运的正常进行，无疑发挥了极其...     

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漕运体制进行改革,以东南有漕省份卫所取代粮户运送漕粮,卫所成为漕运职业运输机构,漕运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新的漕运体制一直延续至清末。明清时期的漕运卫所对于保障漕运顺利进行,促进南北商品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以卫所运送漕粮亦是对中国传统漕运方法的成功改革,提高了漕运效益。     

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

漕政与国家稳定休戚相关,历代统治者皆极为重视.进入晚清,在官、吏、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把持下,漕政百弊丛生,不但漕粮征不及额,更严重的是,在漕粮浮收的重压下,底层百姓不堪忍受,屡屡酿成激烈的抗漕事件,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太平天国起义后,财政更为窘迫,社会矛盾激化,危局下,清王朝被迫整顿各地漕政.面对积弊深重的湖北漕政,巡抚胡林翼以圆融老练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漕务章程,通过清丈等方法抑制官员、胥吏、缙绅藉浮收牟利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则一本雍正朝耗羡归公用为养廉之要旨,采取将州县陋规合法化等举措,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营造出“自上而下”的让利态势,促使湖北各州县顺利裁革漕粮浮收,达到了“取中饱之资,归之上下”的效果,使湖北成为有漕各省整漕减赋的典范,其为政之道值得后世借鉴.     

陶澍与漕政改革

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之后，漕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内容。延续到了清代，更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清中叶以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世风日下，萎靡不振，漕政也是弊病丛生，已严重威胁到京师的粮食和财政供应。有着“干国良臣”美誉之称的陶澍，为了打通这条大动脉，维系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裁汰冗员，删除浮费；严禁包漕，严格制度；治理运河，疏通河道；另辟新径，漕粮海运等措施，对漕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章试以陶澍漕政改革为中心，做一些探讨。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

<正>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鲁、江、浙、赣、洲、鄂、皖和豫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庚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山东是八省漕粮必经之地。大运河从鲁南兖州府峄县台庄由苏北进入山东境内,转向西北过微山、昭阳、南旺、安山等湖,进入鲁西平原,最后由德州桑园镇出境进入直隶,纵贯山东,全长一千余里,途经四府两直隶州。清代漕运鼎盛时,每年有各省漕船六千余艘,循运河经这些地区北上。漕运的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试论明代漕运方式的变革

有明一代,江南漕粮输往北方,其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洪武时期海运,永乐前期海陆兼运,永乐中期以后,运法又有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明代漕运方式不断更替的原因何在,诸种运法产生的过程及其实行的后果,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舛误之处,请指正。     

清代江西漕政述略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江西物产丰富,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之一。《清史稿》载:“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有清以来,江西每年额征漕粮五十七万石,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代单折戏的繁盛与家乐戏班之关系

明代中后期单折戏一度繁盛,作为一种特殊的戏剧形式,单折戏的繁荣与明代家乐戏班的繁盛相互适应。单折戏的形式特点与家乐戏班的规模相适合;家乐戏班演出形式的多样化使单折戏登上了戏剧舞台;明后期的一些失意文人不仅是家乐戏班的班主,同时也是单折戏的创作者。家乐戏班与单折戏之间相互契合,促进了单折戏的发展和繁荣。     

明中后期兵部的白银财政及与京师各部的财政关系

明代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明初兵部便有皂隶、马差、驿传等财源,但在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各役按需设置,无法用货币统一度量,收入规模难以知晓。明中叶后,随着赋役折银走向定率、定额等,兵部逐渐有了大量白银收入。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明后期,两京兵部白银收入规模约有902.74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约有888万两,南京兵部约有14.7442万两。解往两京兵部银库的白银共约157.1242万—188.38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贮藏约142.38万—173.64万两,南京兵部贮藏约14.7442万两。明后期,南京兵部建立总库对各司白银收入进行统一管理。但直至崇祯末,北京兵部仍未建立统一银库,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     

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

明代田赋之征从“折色”制到“征银”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项税收都逐步实现了用银征收,从而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粮食价格波动和海外贸易都造成影响.田赋征银增强白银的货币本位地位,促进了国家税收商品化、国家财政市场化,因而明代商业、市场、外贸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连为一体.税收征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客观上能够节约仓储及管理费用,在增加明代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统治和管理成本.     

晚明尊情论者的文艺观

晚明尊情论者的文艺观夏咸淳明代后期，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生长，社会新潮的涌起，加之朱明统治的腐朽，因此封建纲常名教、“礼义”“天理”大大削弱了，人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世风放佚，情窦大开。魏晋士大夫曾经标榜“情之所钟，正在我辈。”［１］晚明时期尤多钟情...     

《黔诗纪略》中贵州诗人诗歌的整体考察

明代贵州本土诗人诗歌创作一方面秉承了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形成了“明道”、“忠君”和“济世”的创作主题;另一方面又结合明代社会现实,展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诗人学者的真实心态,形成了以忧国伤时和闲适放达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创作主题,在明代的诗坛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