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税收原则理论演变评析

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是当代西方税收理论界备受推崇的两大税收原则，但其发展演变却经历了３００多年的历史。各个不同时期的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和完善税收原则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本文在介绍历代西方税收原则内容及其演变的基础上，系统地评析西方税收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发展及其内容。     

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实证分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伴随国际经济动荡与国际市场风险的不断加剧,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反而出现逆市爆发性增长。西方发展成熟的跨国公司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中国公司,借助最新研究成果,将中国公司对欧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真实选择权”理论进一步推广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并建构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中国公司2010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分析认为,作为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和“世界加工厂”,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就是在海外建立或获取一种“真实选择权”,以规避日益扩大的国际资源价格风险与人民币汇率风险;换言之,国际市场风险越高,海外“真实选择权”价值越大,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亦然。分析结果表明,利用2010年以来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月度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完全支持“真实选择权”理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及战略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推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投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且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因此,我国企业应如何确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应以什么理论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也在适度地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截至2003年7月,我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及战略选择

从评价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入手,立足于我国现实,分析了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确定、地区选择以及政府的宏观支持几个方面,较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具体构想。     

日本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

与其它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日本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由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本文将用比较优势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企业国际化的网络理论、资源基础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反技术锁定等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解释。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实证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关政策,充分体现出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方面从“谨慎”到“鼓励”、从“严格”到“简化”、从“起步”到“完善”的演进性变化过程。实践和实证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其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被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外汇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放松、相关支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引导,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总体政策效果明显,说明实施鼓励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初衷相符合。     

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比较分析

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乃从宏观层面上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阐述.当然,这两种理论之间有一定的甚至是很紧密的联系,但不能把国际贸易理论简单地当作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宏观部分,充其量能够称得上是对外投资理论的早期探索,应该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经济发展所用.     

战后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演变及评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立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土耳其国家外交方针的基本原则。然而，随着战后冷战时期以美苏两大阵营相对峙政治格局的形成以及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试图对这种演变的原因和特点略加分析，使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战后土耳其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进展述评及展望

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较分散,有些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是主流投资理论的附属品,尚未形成完整的、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区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优劣,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重视区位选择问题,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笔者在介绍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传统理论的基础之上,追踪相关理论的研究进展,对现有理论进行评价和展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目前,发展中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关注。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上,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相似的文化和经济背景,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上更具有优势。因此,有必要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MNC)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投资目的地。此外,我们还试图研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投资者的决策是否存在差异。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透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投资舞台上迅速崛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令人瞩目的现象。虽然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规模仍然有限,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尚嫌式微,但其增长势头之猛,发展潜力之足,都给人以异军突起的鲜明感。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足进步渐渐打破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给目前紧张的国际资金市场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在分析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从竞争压力、国家战略、结构调整、利润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技术寻求等方面探讨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的资源贫乏而工业发达,要想繁荣经济,就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输出资本是控制原料来源,带动商品出口的重要手段。战后的日本以其经济高速增长为背景,和日元升值相联系,一直在努力扩大资本输出,以求贯彻作为经济发展长期战略的所谓“贸易立国”的决策。到1980年底,仅私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的件数,累计即为23,953件,金额累计高达364.97亿美元。同美国、西欧一起成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三大资本输出国之一。     

西方人权理论评析

西方人权理论林林总总，派别甚多。今循着人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对西方的人权理论进行简单检视。总体而言，西方人权理论的发展，目前仍未超出“天赋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皆具有唯心性、抽象性、超阶级性、虚伪性等特点。但我们也不能总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待西方人权理论，而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找准认清这种理论本质的应有视角。这样才能廓清人们在人权理论上的模糊认识，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西方人权理论评析

西方人权理论林林总总,派别甚多。今循着人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对西方的人权理论进行简单检视。总体而言,西方人权理论的发展,目前仍未超出"天赋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皆具有唯心性、抽象性、超阶级性、虚伪性等特点。但我们也不能总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待西方人权理论,而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找准认清这种理论本质的应有视角。这样才能廓清人们在人权理论上的模糊认识,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对外直接投资过程论──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维分析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在概述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进展与不足的基础上，建立四维分析模型，展开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区位、方式、时机选择。利用模型定义了主动、诱发、迫动型投资，并结合投资动机提出矩阵分析方式，以便更好地解释日益复杂的对外投资行为；最后以垄断优势理论为例，验明四维分析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和兼容其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与实证研究

文章在研讨国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趋势与特点,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一系列假设,并根据87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驱动因素,中国企业具有明显的向外寻求发展和寻求生存动机,主要体现为公司实施扩展的动因、寻求市场动因、寻求创造性资产动因、利用专属优势动因、寻求自然资源动因和克服贸易壁垒动因,网络联系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具有带动和促进作用.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在跨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点。而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则是根据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结论而发展变化的。东道国外资政策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激励性的优惠外资政策;投资促进性政策;强调产业关联性政策。研究显示,执行与出口促进贸易政策相一致的FDI输入政策的东道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比较成功,而执行与进口替代相一致的FDI战略经济体则没有从FDI获取太多利益。     

斯大林对外政策理论评析

斯大林依据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与估计,在领导苏联进行非凡外交实践的同时,形成了一系列对外政策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国际团结和独立自主关系的理论、民族民主运动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但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危机程度的过分夸大、对世界革命形势的盲目乐观、在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倾向以及对待民族民主运动的形而上学态度等,都给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实践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值得认真反思,汲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