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定犯中扩张解释的限制适用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在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自然犯是侵犯个体法益或者可直接还原为个体利益的集体法益的犯罪,法定犯是侵犯无法直接还原为个体利益的集体法益的犯罪。法定犯,相较于自然犯与伦理道德的关联较弱,具有违法性认识复杂、法益性欠缺、我国语境下的罪刑设置不科学的基本特性,与扩张解释存在天然的抵牾之处。但是,现行刑法框架下绝对禁止对法定犯扩张解释的做法并不可行。对于基于体系(解释)协调目的的扩张解释以及对表面构成要件要素和有利于被告规定的扩张解释,由于不会触动法定犯的基本特征和提升侵犯人权的风险,应当允许在法定犯中例外适用。     

论片面对向犯的不可罚性——多维度的综合考量说之提倡

作为片面对向犯的核心问题,没有明文设置处罚规定的一方是否可以作为处罚一方的共犯进行处罚,理论上远未达成一致意见,因而也造成了司法适用上的混乱。立法者意思说、实质说、可罚的规范目的说都无法单独承担解释片面对向犯核心问题的重担,因而应联系犯罪的本质、期待可能性、刑法的谦抑性、刑法体系解释的要求等进行多维度的综合考量。     

法定视野中的目的犯检析

法定性是考察和界分目的犯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直接关系到目的犯范围划定,最终影响司法认定。解读法定目的犯的法定方式,不应囿于"目的"、"意图"等主观性描述,仅仅作形式界定,而应该探求刑法规定的实践价值,作实质性解释。非法定目的犯表面上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实际上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侵害则是划定非法定目的犯的基本标准。检视目的犯在立法上的不足,作出相应的调整,将有利于对目的犯的正确认定。     

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自然犯化研究

某公益性公墓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罪与非罪的实践之争,揭示了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法定犯化带来的诸多弊端,进而影响到刑法谦抑、依法行政等重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生态环境资源刑法对生态环境资源法益的保护决定了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的社会危害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破坏,而不应局限在生态环境管理秩序本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伴随生态环境资源伦理的演变,对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提出了自然犯化的立法需求和保持谦抑性的司法考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自然犯化,能够充分体现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政策“保护的绝对从严与惩罚的相对从严”总要求,也能为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提供准确指引,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环境资源治理现代化的应有内涵,亦成为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想象竞合犯处罚的司法适用问题

在中国刑法语境下,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应当定位于＂从一重重处罚＂。＂从一重＂中的＂重罪＂应当采用宣告刑比较说,＂重处罚＂应将重于一罪、轻于数罪作为原则,并采用法定刑幅度中间线理论,同时,还要就轻罪的附加刑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此外,应当就追诉时效、亲告罪、既判力、自首、判决主文的表述等想象竞合犯的贯彻问题予以特殊关注,以便指导司法适用。     

行政犯中行政认定之司法适用研究

刑事司法中,行政犯的成立与否高度依赖于行政认定已成通例。面对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乱象,司法机关应当依规范价值判断对结论性意见形成所起的作用大小,严格区分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在认定涉案物品性质时,司法机关须摆脱对行政认定的过分依赖,认识到行政认定的本质是对涉案物品具有何种行政法意义的回答,能否将其直接用于说明物品的刑法意义尚需规范与价值判断。无论行政认定意见适用与否,司法机关均须在裁判文书中作出必要的实质性说明。同时,实践中大量行政认定作出的直接依据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且行政认定的正确性可能较易受到多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适用前,司法机关必须对其进行形式与实质的全面审查。     

罪刑法定背景下刑法客观解释立场必要性研究

罪刑法定背景下必须进行刑法解释,刑法解释立场分为主观解释立场和客观解释立场.在我国应坚持客观解释立场,这不仅因为主观解释立场存在诸多弊端,更在于客观解释立场是刑法解释的必然选择,它能有效克服刑法的滞后性,且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即包容了客观解释立场,同时,客观解释不是随意进行的,它要受到一系列规范的制约.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思考

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变,为刑法解释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并不协调。而且,刑法解释内部也存在冲突。应该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刑法立法解释的作用,规范刑法司法解释。     

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适用与处罚问题的探讨

转化型抢劫罪是抢劫罪的一种特殊形式，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在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与处罚存在一些值得探讨和注意的问题，如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财物的数额未达到较大的及行为人盗窃、诈骗未遂的，是否能转化为抢劫罪等问题。     

连累犯基本问题探析

连累犯是在本犯既遂以后参与其中,和本犯有着密切联系的事后帮助型犯罪,具有法定性、事后性、依附性、明知性和助长性的特征。对连累犯和本犯的关系,以及连累犯的构成要件,应该结合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进行解释和确定。     

继续犯本体新论

传统的刑法学都把继续犯放入罪数形态中加以研究.本文认为,应把它放入犯罪构成理论中予以关照,并进而提出将继续犯置于犯罪既遂形态的又一类型研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指导实践的功能.基于此,本文对继续犯的内部构造、涵摄范围等本体问题进行了研讨.     

刑事司法领域信息自决权研究

信息自决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其与个人隐私权、通信秘密权等传统的隐私性权利不同。我国《民法典》确定了独立的个人信息权利,《刑法》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规定对个人信息的保密与保护义务,但缺少对干预信息自决权的前提和违法干预后法律后果的明确规范,不仅有侵害被追诉人权利的风险,而且可能导致司法实践对违法干预所获得证据的证据能力意见不一。公安司法机关在侦查犯罪过程中需要干预信息自决权时,应当遵循合法性、比例性、最后手段性与安全性原则,并采取外部审批程序、履行通知义务、促进权利人实现其信息查询权利等保障措施,同时,违法干预的侦查行为还应当受到程序性制裁。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的缺陷、不足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建构在于原则与制度的有机结合。民意和刑事司法应该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震动,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民意成本等）,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对向犯基本问题研究

对向犯是构成要件预定必须由复数人在对立的意思支配下实施对向性行为才能完成的犯罪。对向犯是单独犯罪而非共同犯罪,双方不构成共同实行犯,不适用主从犯的规定。对于法律没有规定应予处罚的一方,不能以对方犯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处罚。实践中还应注意对向犯理论的适用范围。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适用性比较分析

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状况以及所处行业现状,综合分析其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的得与失,从而做出符合现实情况的策略决定。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整合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整合的前景究竟是怎样,只有根据行业特点及自身实力对整合营销传播进行“本土化”的适应,适当利用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的适用性,克服其非适用性,才能找到明智的答案。     

程序正义视角下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建构——兼评《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研究》

著作《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研究》以程序正义为视角,论述程序正义理论与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二者的关联,分析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受理和调查主体单一、处罚主体不够明确、查处工作完成时限规定有所欠缺以及案件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保护缺乏,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措施。此外,针对查处程序配套体制机制建设不足的情况,提出明确建议：完善临时性行政措施程序、建构自愿排除和解程序、建立科研不端行为记录系统。这些对优化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总体公平在组织公平维度与组织结果变量间的中介研究

组织公平是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前沿性研究课题,目前,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对组织公平的研究多是关注公平的具体维度对组织效果变量的影响,较少考虑总体组织公平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对245名被试员工考察中发现,总体组织公平在公平维度与组织效果变量间起全中介作用,这说明总体组织公平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员工的总体组织公平感,组织应重视招聘与选拔工作,建立合理的考评体系与薪酬体系,赋予员工更宽泛的民主参与权,充分应用公平维度激励员工,进而建立合理的申诉与监管制度。     

关于现代操作风险度量方法的适用性研究

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在操作风险度量和管理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立了许多先进的操作风险度量方法。本文在对这些方法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指出,将各个方法的特点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操作风险的实际状况相结合是选择度量方法的立足点,现阶段内部度量法是较为适宜的方法,同时要做好损失数据的采集工作,并将操作风险度量方法与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     

事业部制在我国多元化企业中的适用性研究

通过对2003年12月31日以前在A股上市的333个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多元化企业是否采用事业部制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事业部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企业成立的年龄、规模以及环境的动态性、行业的开放性等。同时发现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并没有增加采用事业部制的可能性,而是较多地采用了母子公司制,其主要原因是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