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为知识产权主体的伦理探讨

从伦理角度考察,现有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蕴含着以自然人为原点的伦理原则,并以自然人人格理论和激励创新理论为伦理基础构建而成。当今的弱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令人惊讶的创作物生成能力已引起人们的焦虑:假如未来的强人工智能或者超人工智能被设定为作者、发明人或者知识产权所有者,必将对以自然人为原点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造成强烈冲击。根据以自然人为原点的伦理原则,人工智能即使能够独立于人类而生成创作物,也只能是人类的辅助工具,不能与人类一样成为知识产权主体。基于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设计应严格遵循以自然人为原点的伦理原则,维护既有的以自然人为主体、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补充主体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体系。     

关于知识产权道德及其建设的理论思考

知识产权道德是知识产权文化社会意识形态部分的重要组成,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离不开知识产权道德研究,应该掌握知识产权道德的内涵、基本规范和建设知识产权道德的基本对策。从知识产权道德与知识产权伦理以及知识产权道德与科学道德的关系中探讨知识产权道德内涵及其基本规范,可知知识产权道德来源于知识产权伦理,是知识产权伦理的展开。知识产权道德区别于科学道德,不能用科学道德取代知识产权道德。知识产权道德基本规范包括"尊重知识、尊重表达、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当代中国建设知识产权道德需要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加强知识产权道德教育、培训与监管、重视名师垂范以及知识产权道德法治化。     

技术责任伦理勃兴的时代境遇及其维度

西方技术伦理的嬗变表明伦理对技术是一种责任,责任伦理是对当代技术最好的责任。技术责任主体的审查及其伦理规范的确立、“风险社会”的挑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成为当代责任伦理研究的重要组成。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风险社会”的治理、技术政治学的趋势成为技术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顺应当代技术责任伦理的勃兴,推动技术责任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合作,对于树立一种和谐的技术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中国原始宗教的伦理思考

中国原始宗教中蕴含着影响中国伦理文化形成的诸多因素：生存困境,早期伦理与宗教同源;众神有等,伦理秩序构建的范本;恐惧敬畏,伦理意识的心理根源;神意天道,伦理实现的终极依据;禁忌祭祀,伦理行为的规范准则;祝、史、巫、宗,早期有限的伦理主体。在原始宗教中寻根溯源,有助于形成对中国伦理文化的深刻认识。     

高校科研项目伦理管理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生物医药研究的发展,涉及人的科研项目不断增加,各高校相继成立伦理委员会。通过梳理高校医学伦理委员会现状,深入探讨医学伦理审查管理环节中存在的项目申请审查衔接不畅、缺少跟踪审查、档案管理松散和伦理宣传教育不足等问题,提出高校应重视医学伦理委员会自身建设、加强伦理教育与培训、建立健全伦理档案保存规范与流程,同时还应联合校内相关部门健全伦理审查保障机制。     

欧美社会治理中算法应用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研究

聚焦社会治理领域的算法应用伦理问题，以欧美社会治理中的智能算法应用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智能算法嵌入社会治理面临的应用伦理风险，即算法“黑箱”与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歧视与社会不平等、隐私泄露与社会监视。基于此，从技术、伦理准则与法律、媒体三个层面提出欧美社会治理算法应用伦理的规制路径：一是优化算法技术，提升算法准确性和安全性；二是完善算法伦理准则和法律，构建智能算法善治体系；三是加强算法伦理的媒体监督，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路径。本研究能够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随着我国研究伦理事件的频繁出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保护问题进入大众视野。本文从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的主体构成、标准与逻辑、程序和级别等角度总结其运行框架。根据制度主体权力关系将其分为政府主导型、协会主导型和同行-自我监督型,并分析该制度的驱动与监管问题;根据学科权威关系将其分为全科审查型、独立审查型和缺失审查型,并分析该制度的审查原则和依据问题;根据国际学术话语关系将其分为原发型和舶来型,并分析该制度的审查效力问题。以此,明晰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的类型路径和实践逻辑,反思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独立性、适配性和平等性问题。最后,从研究伦理的制度建设和研究者的伦理素养培育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