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修辞学视域下中国古典修辞研究的起点、焦点与落脚点

比较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修辞研究是国外修辞研究引人注目的热点,在过去五十年间主要围绕“中国古典修辞有无论辩”这一传统议题展开。通过探讨中西比较修辞的核心主题、新路径及对话可能,本研究发现中西比较修辞的主要研究点在于中国古典修辞的论辩与非论辩观,提出“争”与“不争”两个概念同时是比较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修辞研究的起点和焦点。中西比较修辞研究应超越西方修辞学传统,通过“不争”理念这一落脚点,使中国古典修辞与当代西方修辞理论中的邀请修辞进行跨时空的互动与对话。这一路径能够继承中国修辞传统并突出中国修辞的主体性,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抗疫形象研究综述——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中国抗疫形象作为国家形象的特殊表征,是世界人民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地相继卷入舆情与疫情的危机中,科学高效的中国抗疫行动与互助共享的国际抗疫合作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中国抗疫形象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由CiteSpace量化分析结果可知:中国抗疫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成果时,研究发文量明显上升,而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月发文量整体呈现平稳下降趋势;研究者们与研究机构之间并未形成稳定的学术合作机制;国家形象与传播、中国形象与疫情、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成为研究热点.在掌握研究基本情况后,对重要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当前研究存在同质化、视角不够开阔、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结论片面、主体合作较少等不足,应当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融合研究方法,从而谋求中国抗疫形象研究发展新路径.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伟大抗疫精神诠解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斗争中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具有坚实的唯物史观理据和丰厚的唯物史观意蕴：“生命至上”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举国同心”内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合力理论;“舍生忘死”既表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离不开必要的思想文化条件,也表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尊重科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要义和方法要求,反映了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命运与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展现。大力弘扬和践行伟大抗疫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全球抗“疫”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意蕴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的生产生活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威胁与挑战。面对“疫情黑天鹅”的出现,人们很快意识到携手共建命运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是当今世界共克疫情的首要任务。为深刻了解新的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本文将从其理论渊源入手,在深层次剖析其内在涵义的同时,从推动全球抗“疫”的合作与共赢、提高中国话语权及国际社会影响力、推动“后疫情”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促进世界历史进步和文明发展的范式创新四个维度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义。     

阅读史视域下中国古典目录学主体建构理路关照

从阅读史视域切入,有助于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体建构理路进行多维关照。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通过文献价值区分来建构文献秩序,以满足历代不同文治需求。这种对阅读“文本”的物质形态、内涵与文治意义的主动式建构,涵盖了阅读活动的所有隐含作者。同时,以政治权力为凭籍,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从宏观层面事先限定阅读“文本”的主体意义与阅读活动的主要过程,最终确立其建构书籍“文本”意义的学理依据与书写范式。     

领导小组与中国抗疫——关于中国抗疫经验的理论解释

综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势能,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决策指挥作用。从小组政治的视角出发,我国抗疫取得重大成功的经验是：在确保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疫情形势做出适应性决策,始终确保“党的领导在场”,派出中央指导组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领导系统和执行系统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实现疫情防控政策落地。就此而言,有必要重新审视领导小组推动中国抗疫的内在逻辑及其重要意义：一是因为领导小组具备决策、监督与执行这三种功能,所以其能够以最高效率参与抗疫;二是领导小组的强势介入和高位推动,确保了中国抗疫的有效性;三是基于领导小组成功解决诸多重大危机的案例分析,不难发现,领导小组是成功解决中国重大公共危机的重要治理机制。总之,在“中国之治”视角下分析中国抗疫何以成功,从领导小组出发,既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成功抗疫的经验解释,又可以增进我们对于领导小组的学理认知。     

文化交涉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之建构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课题,国家形象的建构越来越为世界所普遍关注。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必须克服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陷阱,以作为哲学化的伦理学之儒学与现代性的生活意识为内涵,构建起主体性的价值观念,且站在＂文化交涉学＂的立场,突出＂如何与世界交往＂的时代主题,探索国家形象建构的途径与方法,建立起现代性的国家.国民形象。     

“抗疫”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取向

文艺在灾难面前从未缺席,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过程中,文艺家们开辟了文艺"抗疫"的精神战场,用生动鲜活的文艺作品助推防疫知识与防疫政策的传播,带给民众充盈的精神慰藉,强化了人民的"抗疫"信心。面对"抗疫"文艺创作不同程度存在的主题单一、缺乏思想性、庸俗化等问题,应充分意识到文艺创作直面现实的积极实践意义,应凝练"抗疫"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彰显人民性、强化审美性,努力追求精品力作,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宣扬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专业能力研究的修辞学视角

从修辞学视角研究专业能力,有助于研究者冲破各个专门学科的藩篱,发现不同学科专业能力语言表征中隐藏的修辞共性.美国修辞学家哈特列斯从修辞学视角对专业能力的研究表明:专业能力实际上是修辞的建构物,可以说是一种独立的体裁.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能力特指专家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哈氏认为,专业能力不仅指不同于别人的知识和技能,它本身还包含着争夺所有权和合法性的努力.从修辞学视角研究专业能力有两大优势,不仅可以整合劝说艺术和非艺术手段,还注重创造与表现的研究.影响辞性创造与表现的因素有修辞者的优秀品格、修辞者对身份与认同的追求和受众.尽管不同领域的专业能力有天壤之别,但其使用的修辞手段却有诸多共性.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对专业能力的修辞共性作探讨,发掘更多的共性,同时还应将已发现的共性在更多的专业领域中进行验证以确定其普遍性.     

修辞学视野中的视觉文化研究

传统修辞学与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研究具有局限性.在新修辞学的启迪下,视觉修辞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开放性.将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学和2000年以来的视觉修辞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视觉修辞理论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修辞学的发展变化;而视觉修辞研究也刺激、促进和改变了修辞学的基本观念.视觉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修辞性的.视觉修辞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学术体系的基本逻辑:修辞对于视觉文化研究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个研究框架和学术平台.     

从消极修辞角度谈科技英语翻译

正如科技英语常使用消极修辞一样,科技翻译作为科技英语的载体,传播科学技术,也可采用消极修辞。其内容包括三方面:用词准确规范;语言清晰,避免歧义;行文简洁。并使用大量例证说明运用消极修辞可使科技翻译质量更高,可读性更强。     

认知视阈下《哈姆雷特》的修辞识解

修辞既是独特的语言现象,也是人类认知思维加工的结果.以认知为视角,系统归纳分析《哈姆雷特》的修辞运用.研究发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大量运用隐喻、双关、排比等修辞,并通过这种“银盘”般的修辞和“金桔”般的用语营造出一种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氛围.识解这些修辞不仅能深入了解莎剧的语言艺术及思想内涵,对于探寻莎翁在修辞建构中的认知思维更有重要意义.     

修辞学视角下新闻语言的叙事研究

新闻语言是典型的叙事文本,为了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增强信息的可接受性,经常需要使用策略性的叙事手段,诸如新闻标题的表意化、新闻背景等副文本的使用、语篇结构的定型化、行业语的通俗化和修辞格的综合使用等。上述手段的应用对于实现语篇目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试论西方古典修辞术的政治特质

修辞术是西方的一门古老学问,而且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谈到西方修辞术时,常常将之拿来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语修辞学相比较思考.实际上,如果不先深入认识西方修辞术的种种特质的话,任何轻易的比附只会带来模糊和混淆.回到西方修辞术的历史传统,我们发现政治性是其最本质的特质.只有认识了西方修辞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修辞术.本文考察了西方古典修辞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重要历史演变,试图理清西方古典修辞术与社会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还原西方古典修辞术本质上的政治特质.     

试论西方古典修辞术的政治特质

修辞术是西方的一门古老学问,而且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谈到西方修辞术时,常常将之拿来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语修辞学相比较思考。实际上,如果不先深入认识西方修辞术的种种特质的话,任何轻易的比附只会带来模糊和混淆。回到西方修辞术的历史传统,我们发现政治性是其最本质的特质。只有认识了西方修辞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修辞术。本文考察了西方古典修辞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重要历史演变,试图理清西方古典修辞术与社会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还原西方古典修辞术本质上的政治特质。     

《圣经》在生态视野中的双重形象

文章综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生态角度对<圣经>的重新解读.<圣经>呈现出双重形象:一方面因其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被视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对化解地球生态危机有积极作用.通过辨明<圣经>双重形象的由来,一方面肯定<圣经>与生态危机的形成有着无法摆脱的思想和文化干系,另一方面则对其潜在的生态资源提出挖掘再造的可能.<圣经>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西方人自然观、近代科技的关系,<圣经>独特的历史观与近现代进步主义的承接关系.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圣经>通过影响和塑造西方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并经由基督教文明的传播,确实介入了对全球生态的破坏.如何扭转其负面影响,重新开发<圣经>的生态资源,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当下课题.     

民族文化观照下的汉语修辞

汉语修辞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是影响和制约汉语修辞的主导因素：直觉思维使得汉语修辞讲求具象生动、含蓄蕴籍;整体思维要求汉语修辞适情切境、合位得体;辨证思维则让汉语修辞体现出虚实统一、和谐变化美．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对外开放

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对社会发展道路深刻把握的一个重要体现,代表着人类实践方式的新进步。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纳入其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中考察,更使人们清晰地把握了工业文明的发展走向,体会到全球化的内在脉络。以世界历史理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理论指南,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和时代任务,进一步增强对外的理论和实践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