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视野中的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

国内外关于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存在很大争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对部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对犯罪化的过失危险行为的处罚要尽量经济合理,注重利用非刑罚方式预防过失犯罪的发生.     

“有效辩护”在中国刑事司法中的引入与适用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上基本消除了律师为被追诉人进行辩护的障碍.这就对刑事辩护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在现有的对辩护权保障以及对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和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有效辩护”是英美法系国家对律师进行辩护活动的过程和产生结果所要求达到的一种标准.“有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首先要阐释清楚概念内涵,其次要界定衡量标准,同时还需通过评估机制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些配套措施包括加强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的管理和监督、确立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积极动力机制等.     

当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原因及对策

目前中国律师刑事辩护正遭受困境,律师刑辩业务在部分地方不但未扩展,甚至有萎缩之势。要冲出这一困境,笔者以为:第一,我国应建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特殊保障机制;第二,规范律师收费,完善法律援助指定律师制度,加强辩护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     

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

刑事辩护率及其构成形态是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辩护权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以D县为例的考察发现,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律师辩护率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率。更进一步,文化程度、籍贯、身份等个人因素,以及案件类型、指控严重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辩护率构成。从辩护率形成机制看,被告人的需求程度不高很可能是导致律师辩护率低下的根由,而抑制这一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被告人经济贫困、案件事实清楚、案情较轻等;纯粹从指定辩护角度看,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很可能是导致指定辩护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律师辩护率,降低自我辩护的比例,提高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一个基本向度。为此,近期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援助模式,为经济贫困,但却迫切需要辩护的被告人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有限的普遍性援助"。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研究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我国律师制度构建中一个有突出争议的问题。辩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责、刑事辩护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分别从理论和现实的方面为赋予律师这一权利提供了依据。在赋予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时,应借鉴有关国家的一些规定,作出科学规制,既明确赋于律师这一权利,又加以适当限制。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及完善

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对策。     

辩护职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是建设和谐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但目前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多侧重于政策解读和制度建设,而在司法实务方面则又多从检、法职能出发,忽略了诉讼三大功能之一的辩护职能。本文从内涵界定、制度设计、功能冲突、职能缺失等方面分析了辩护职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存在的障碍,并就如何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挥辩护职能的作用提出制度保障、坚持的原则、司法理念、完善制度、加强协调等方面的对策。     

医疗过失行为民事责任竞合问题研究

为更好地解决医疗损害纠纷中的民事责任问题 ,在学理上必须以更为科学的医疗过失行为概念取代现行的医疗事故概念 ,对医疗过失行为中广泛存在的违约与侵权做出具体可行的规范和法律界定     

论精神病人刑事辩护制度

承担刑事责任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然而精神病人对自己的行为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而精神病也就成了刑事辩护的重要事由。     

刑事辩护制度不和谐探究

作者针对《刑法》第306条规定,从诉讼程序角度对该条款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并认为:第306条的设立是一种立法资源的浪费,且也无益于司法公正,故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并对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予以完善。     

庭审方式改革后的辩护权保障

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庭审方式,在审判前、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程序,否则,其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辩护权的基本功能就难以实现.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以及新律师法"断章取义"地吸纳了当事人主义刑事庭审方式的某些因素,而未能有全面的制度考察,致使其在保障辩护权上不能如愿以偿.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我们应进一步吸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令状原则,赋予辩护方各项诉讼权利,完善与对抗制庭审方式相配套的制度和程序,以切实保障辩护权的行使.     

论律师刑事辩护方案的选择

选择合理、可行的辩护方案是律师搞好刑事辩护的关键。律师选择刑事辩护方案应遵循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择优以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三大基本原则。据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所应选择的辩护方案按最优到次优顺序依次是不起诉方案、轻罪起诉方案、减轻处罚起诉方案以及从轻处罚起诉方案等;在审判阶段则是无罪判决辩护方案、轻罪判决辩护方案、免除处罚辩护方案、减轻处罚辩护方案以及从轻处罚辩护方案等。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辩护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以攻代守＂地对付政府检控方的辩护方式,也就是通过指控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将＂政府置于被告的地位让他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受审＂。侦查阶段应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起诉阶段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大小陪审团之经验,构建中国听证式检察审查会。审判阶段之程序性辩护以程序瑕疵和程序无效为两大类而展开。     

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本文反思了传统法学理论在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方面的狭隘认识论观点 ,在吸收当今理论界的一些开拓性观点的同时 ,提出作者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本文认为 ,程序主体性理论从平等理性的角度奠定了刑事辩护制度的伦理学基础 ,民主原则则从合法性角度为刑事辩护制度奠定了政治学基础 ,而对立统一规律构成了刑事辩护制度的认识论基础。     

我国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三大理论误区

当前我国风险刑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在研究中存在诸多理论误区:一是对风险社会的泛化理解;二是对风险刑法的简单否定;三是对风险刑法的盲目推崇.这些理论误区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关于风险社会及风险刑法理论的讨论缺乏共同的平台,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由于无视或夸大风险刑法的作用,从而导致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陷入混乱.因此,有必要及时清理风险刑法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误区,进而合理界定风险社会、风险刑法及其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     

刑事证据辩护的理论反思

刑事证据辩护作为辩护形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前司法实践当中。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证据规则的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基本格局的变革,为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一种日渐独立的辩护形态,刑事证据辩护在辩护的内容、辩护的手段、辩护的对象和目标上都与传统的辩护形态存在重要的区别。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诸多制约证据辩护展开的制度障碍,需要加以进一步改革和理顺。     

英美刑法中的法律认识错误

对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英美国家的刑事法律一直以来都遵循着“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但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文化和快节奏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各个时代具体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又各具特色.“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自20世纪以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司法实践从不免责到例外免责的处理结果,凸显了现代司法理念和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正当防卫的刑法价值选择

刑法价值选择是构筑刑法的基本理论,刑法实现其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两大功能,所采用的手段是实施刑罚制裁犯罪。但刑罚制裁手段的不足与缺陷,是滞后性与消极性。出于对效率的选择,正当防卫弥补了刑罚适用的真空,反映了对功利价值的选择。但是单纯从功利出发的“无过当防卫”无法体现刑法价值公正与功利、事理与情理的统一,无法真正实现刑法机能。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犯罪态势与刑法改革中的“重刑”与“强化防卫”仍是功利主义的选择;刑法的价值——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刑法价值未获充分体现,在刑法适用方面,如何防治犯罪,实现刑法价值仍当从长计议。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主要义务,真实义务是次要义务.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片面性、消极性、权利的属性,追求法律真实性四个等特点.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履行表现在如何对待有罪的被告人、如何对待虚假证据和如何对待职业秘密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