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

本文主要依据<明实录>记载,着重探讨中亚帖木儿朝的来华使臣的身份、性质及明朝给予的待遇.除内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外,帖木儿朝来华使团的次数在78次以上,分为进贡和贸易两类使臣,他们到明朝的次数大大超过明朝到帖木儿朝的次数.其社会地位高,不少人曾多次来华.尽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和优裕的待遇,但仍有使臣回国时挟带汉人的违法行为.     

从“觇国”视角探析南宋使金诗文

宋廷赋予使者＂觇国＂的秘密使命。从现存使金诗和笔记中可以看到宋使通过目睹、耳闻、言挑所得的金国实情。他们记地理,以备守战之用;问民生,以观民心向背;志风物,以申华夷之辨。在金人的监视之下,使者们通过强记复制路线和城市布局,通过隔帘观察和对金人派遣的低级使团服务人员的询问记录点滴民情。他们警惕今昔变迁,为南宋寻找文化正统性依据。＂觇国＂这一视角引导我们细读使金诗文,借使者之耳目还原他们的征程,发现关于南宋中原文化的直接、鲜活的景观。     

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说辨误——兼答罗时进君

张祜之卒约在大中十三年(859),如至咸通十一年(870)才十二年虚,到咸通十三年才十四年虚,均远不能称未二十年。此即可证《后序》非咸通三年前后撰,反之可证张祜大中八年卒可信。张祜既卒于大中八年、杜牧大中六年底卒,二人去世均在大中十年前,而《后序》谓包括两人在内诸人之卒至《后序》撰时才二、三年,则《后序》大中十年作又再得确证。《唐诗类选后序》若撰于大中十年,则诗人许浑与侍御史许浑并非一人。如此,罗时进君的诗人许浑咸通二年或稍后卒的观点不能成立。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

本文以大中朝为界限,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杜牧尚处在党争的边缘层,后期,突入到党争的紧密层,成为一个积极攻击李德裕、美化牛党党魁的牛党成员。其一生的轨迹,即是从党争的边缘层向紧密层摆动。本文不但考察了杜牧自会昌朝至大中朝的心路历程,而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精神蜕变的原因。     

18～19世纪中朝文人书画艺术交流研究

18～19世纪中朝两国的使团来往是一个连贯、延续的过程,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通过资料梳理发现,燕行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多集中在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金正喜等人为中心的"北学派"或具有北学思想的燕行使臣身上.对这些燕行使者著作以及相关的官方史料和其他个人文集所载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考察他们燕行期间的书画见闻及其和清人的艺术交流活动,可以总结出18～19世纪中朝两国文人书画艺术交流的阶段性特点.     

《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全八册)

正作为"新疆通史"资料从书之一种,由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担任主编的这套影印书2013年7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整套书以所收奏牍内容的时间为序,分列八册。第一册为雍正、乾隆、嘉庆朝卷,收录阿克敦、勒保、松筠、那彦成四人个人奏稿121件。第二册为道光朝卷和咸丰朝卷,共收奏稿294件,其中道光朝卷收录有名可查22人的奏稿233件,咸丰朝卷收录奏稿61件。第三至五册为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收录奏     

晚唐诗人许浑卒年应如何考订——与吴在庆、高玮商榷

多种可信史料证明,晚唐诗人许浑于唐大中八年尚在郢州刺史任上,并未"去世";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二年以后有充分的信史支持;欧阳修主编<新唐书>中关于刘皋被错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记载无可怀疑;由以上证据链证明,晚唐虽可能有两位许浑,但诗人许浑的卒年应确定在咸通年间为宜.     

1873～1874年福赛斯使团出使新疆路线与探察活动考

为掌握路线通道信息、拓展殖民贸易版图、将新疆打造为英俄中亚大博弈“缓冲区”,英属印度殖民政府于1873～1874年派遣福赛斯使团出使新疆。使团由列城出发、翻越喀喇昆仑通道、经桑株至叶尔羌抵喀什噶尔,停留期间并曾前往察提尔库里、巴楚、阿图什、阿合奇等地考察,返程途中经柯克亚、喀喇昆仑回到列城,另派人穿越瓦罕走廊探察大小帕米尔抵阿姆河沿岸、前往和田并经西藏阿里地区返印。此次探察成果标定了沿途经纬度和海拔信息,记录下使团所见之自然与人文状况,将中国新疆及帕米尔地区首次纳入英国殖民主义知识系统,更影响到《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的新疆知识获得与东方学话语建构,成为其作者宣扬英国加速侵略新疆政策之工具。     

同光之际的西礼知识、体验与译介

随着外使入觐问题引起争议，“西礼”成为同治朝野普遍关心的议题。有关西礼形制与规模的种种知识使儒家觐礼的政治意涵被普遍化，引发士林重新看待中西礼仪之争，也为清廷在被迫接受外使以西礼入觐时留有一定的思想回旋余地。光绪初年，清廷对外派驻使团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觐见礼仪呈现在清代士人面前，西礼概念开始出现分化，不同的觐见仪式被出使者的旅行书写记录下来。郭嵩焘使团的翻译张德彝利用英国礼仪手册和官方文书译为《朝眷会规》，成为晚清士人首次译介的西方礼仪文献。借由还原这一文本的英文文献来源和翻译过程，不仅可以深入理解西礼由知识、体验转化为文本的具体历程，也可以考察晚清士人对西方政教的接受尺度。对西礼的体验与译介不仅为国人提供了重新看待中西关系的思想契机，也开启了近代中国西礼东渐的进程。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

诗人许浑的生卒年有生于贞元四年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新说。但这种新说的根据尚需认真考辨。张祜诗中的"五十我无闻"句中之"我"乃自指,"五十"非指许浑的年龄,不能以此推出许浑的生年;而顾陶的《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年而非约咸通三年前后,故不能以此文撰于咸通三年前后论断许浑、杜牧等人的卒年;考订《新唐书.宣宗纪》,认为其中刘皋被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记载有误,故不能据此而论定许浑卒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之后;《吴越备史》中的侍御史、卫尉卿许浑,并非诗人许浑;晚唐有两许浑,不能将侍御史许浑的事迹作为考证诗人许浑卒年的考证依据。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六经之治贵于未乱说

《汉書·匈奴傳》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於上書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單子朝中国輒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問公卿,亦以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於使辞去,未发,黄門郎揚雄上書諫。書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單於而許之。赐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其書略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乱,兵家之胜,貴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     

孟荀三年之丧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以三年之丧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孟子和荀子对于此一问题之不同论述。阐明虽然他们表面上共同肯定三年之丧，但背后却存在巨大差异：在孟子，三年之丧之根据在于人之“中心”，而其实行的意义乃是做一个仁人，进而实现所谓“仁政”；在荀子，三年之丧却是圣人创制的行为规范，其固然有人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却更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其保证，而其实行意义在于规范人在丧服领域之行为，从而维护人“群居”的和谐有序。     

二十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在举子士入的千年历史之后,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是中国知识人的蜕变期.这一代知识人由万千学堂催生,由报章言论催长.他们与引入的学理和学说相逢于一个以文字作风雷的时代里,并因之而无所逃于思想潮流的笼罩之中;他们比传统士人更趋近于演变中的世界和正在重造的中国,但又比传统士人更疏离于下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多数人口;当革命风潮热力四射之际,他们中的优秀人物为国运和世运所牵动,常常走向轻死剽急.于是,知识人的志士化和知识人的近代化便交汇于同一个过程之中,成为那一段历史里特有的景观.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华侨移居柬埔寨的过程及其历史原因

中国同柬埔寨已有将近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宋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华侨离开祖国远道移居柬埔寨。据统计,现在柬埔寨有四十二万五千华侨,①其人数在世界各国的华侨中占第九位。③他们是友好的使者,组成了一座联结中柬两国的桥梁;他们同柬埔寨人民共同生活、并肩劳动,为柬埔寨经济文化的开发,建树了不朽的功绩。     

元上都的外国使者

蒙元时期,中外交通空前繁荣发达,元朝与欧亚各国的交往十分密切。外国的使节、旅行家、商人和教士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都城上都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本文拟将他们在上都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元上都的发郎国使者。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五一牧场)即位。第二年五月七日,发郎国的使者到达开平朝见忽必烈。据王恽《中堂事记》载,“是日,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愈三年。说其国在回纥极西徼,常昼不夜……妇人颇妍美,男子则碧眼黄发。所经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度。……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 “发郎,Frank”,又译作“佛郎”、“拂郎”、“富浪”,是中世纪近东(波斯、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呼,后来为蒙古人和汉人所沿用。早在大蒙古国时期,发郎国(即欧洲)人普兰·迦儿宾(意大利的传教士)、卢卜鲁克就曾到哈刺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朝见蒙古大汗。《中堂事记》所记发郎国的使者数字不详,但他们肯定是欧洲某一个国家的使者。     

明清时期湖北民众武当朝香习俗概观——以武当山现存碑刻为考察中心

武当山进香民俗兴起于宋代,到明代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风俗,清以后,武当山地位虽有下降,但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习俗。从朝山规模和影响来看,湖北香客最为引人注目,构成了武当山香客的主要来源。湖北民众武当朝香的风俗持续时间长、分布区域广、香客多随香会组织出行;朝山之人以平民百姓为主,也有绅士、吏员的参与;进香的时间一年四季均有,以农闲时较多;各地朝山的频率不一,根据离武当山的远近,或三年一朝,或一年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