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的审美生成

唐代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可以从下述3方面论述：（一）御史活动与公案传奇故事的生成。唐代御史的监察、断案活动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二）御史＂精察＂思维与公案传奇＂变故＂叙述的生成。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惊奇＂是由故事的＂变故＂形成的,而御史断案中的＂精察＂正有助于公案传奇的变故叙事,形成富有＂突转＂性、惊奇美的叙事张力。（三）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与公案传奇价值取向的生成。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御史文学家＂寓意于事＂＂、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公案传奇独特的价值取向。总之,唐代御史经由特定职事活动所形成的传奇事迹、思维方式和伦理取向,成为公案传奇生成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唐代公案传奇的鲜明特征。     

论唐代边塞词

以边塞题材入诗虽不始于唐代,但唐代的边塞诗最著名,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品。而唐代的边塞词,却很少人详细论及;甚至有人把北宋中期范仲淹的《渔家傲》看作是以边塞题材入词之始,那显然是错误的。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沧海变桑田 春风渡玉关——试探元明清的西域风情诗兼与常金生、夏青同志商榷

读《中国西部文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常金生、夏青两位同志的《试论中国西部文学》,获益匪浅。但文中西部文学渊源部分的一段文字引人思索。这段文字写道:“……使唐代鼎盛一时的边塞诗从此一蹶不振,历史给西部留下的只是绵延在古丝绸之道上不绝如缕的驼铃和悲壮苍凉的边塞诗的吟唱。”这同我近来研读《历代西域诗钞》和《历代西域诗选注》的感受,以及回顾唐以后西域各兄弟民族中文学巨匠辈出不穷、传世诗篇浩如烟海的历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唐代西部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美学品格

唐代西部边塞诗是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 ,乃至中国文学园地中的奇葩。其中最具美学价值的是它的爱国主义精神特性。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 ,从新颖的角度 ,揭示了唐代西部边塞诗所显示的奇而美、苦而乐、悲而壮、“小”而大、和而贵等爱国主义美学品格 ,并强调了它在建设新西部和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中的当代意义。     

唐代边塞乐舞诗综论

在唐代姹紫嫣红的诗坛中 ,边塞诗历来备受推崇 ,而边塞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边塞乐舞诗更具有特殊的韵味和魅力。这与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宽容博大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     

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唐宋旅游诗词比较

唐宋两个朝代的山水旅游诗是我国古代山水诗并峙的两座艺术高峰,宋诗虽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唐代旅游诗中的边塞诗气象更为大气磅礴、题材更加丰富,在审美上唐代旅游诗更具壮丽之美,而宋代旅游诗则有小巧之美。两个朝代旅游诗风格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朝代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社会风尚的迥异。     

唐代宫怨诗综论

在唐代诗坛上,宫怨诗与边塞诗、山水田园诗、行旅诗、悯农诗等一样,是一枝摇曳多姿的奇葩。所谓宫怨诗,乃是抒写宫廷女子的怨愁苦恨之诗。把“宫怨”作为特定内容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表现,由来已久。据说司马相如代失宠的陈皇后向汉武帝婉转陈情的《长门赋》,当推为发轫。汉武帝时班婕好(或作倢伃)退处冷宫后自悼的《怨歌     

唐代御史台对官吏的弹劾

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唐代的御史制度颇具特色。“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唐代御史台的主要职能就是弹劾百官,亦即行使现代监察机构的所谓弹劾权和纠举权。研究唐代御史台弹劾官吏的提出、对象、依据、程序、仪式及效果和作用,不仅为深入研究中国法制史之所必需,而且对今天建立和完善新的监察制度也具有“以史为鉴”的重要现实意义。     

明代抗倭诗的海洋文学特色

明代抗倭诗是反映明代抗倭战争的诗歌,其创作以东南海疆为地理背景,书写大量海洋元素,属广义海洋文学。这些抗倭诗的海洋特色主要体现为对海洋审美本体、海洋诗歌意象、海洋主题背景等进行不同程度的书写。明代抗倭诗体现出鲜明浓郁的海洋文学特色,从海洋题材、文学地域、海疆边塞诗等方面拓展了中国诗学的版图,具有开拓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皎然《诗式》对鲍照的接受及原因探析

皎然的《诗式》是唐代理论著作中对鲍照关注最多的一部,认为鲍照是紧随谢灵运之后的一流诗人,并高度评价了鲍照的边塞诗,对于鲍诗的诗歌风格、修辞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鲍照的接受史中,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主要是因为鲍诗切合了皎然追求“文外之旨”、主张“复古通变”、注重气格的诗学观。     

“踏歌”臆解

唐代是我国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其中尤以诗为大国。唐诗艺术之精姑不论,仅其内容之浩翰,足令人叹为观止。这也为后人洞悉唐代社会风貌提供了取之无竭的源泉。诗歌是艺术,它与音乐、舞蹈、戏曲从一诞生起就结合在一起。因此,要研究唐代的戏曲,也就不能不特别地留意唐诗了。 本文仅就李白《赠汪伦》中之“踏歌”,略申其与歌舞、戏曲之缘,以就正于方家。 《赠汪伦》写于天宝十四年乙未(755)。时李白五十五岁,诗曰: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诗晓畅明白,故历来注本诠释其意者甚少。关于“踏歌”,清王琦《李太白全集》作了说明:     

清代西域怀古诗述评

清代是西域边塞诗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虽然艺术性较唐代稍逊,但诗人及诗作数量胜于唐代。在富有特色的西域边塞诗中,还有怀古诗也独树一帜。清代西域怀古诗的基调是唐家风雨汉家烟,大清一统更胜前。唐家风雨汉家烟清乾隆朝统一新疆不久,史官褚廷璋奉旨参与修纂《...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