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南工矿业发展趋势新探

抗战时期的湖南工矿业,在近代工业史中曾大放异彩。因中日两军相持,湖南成为了大后方工矿业发展重要区域。八年中湖南工矿业存在着与此前历史阶段截然不同的特点,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准实现了较大幅度的跨越,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始终占据了较大优势,工业中心和新兴集镇不断崛起引发了经济格局的变化,企业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在上述趋势的影响下,湖南工矿业拥有了一段独特的发展经历。     

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第二次全国藏学讨论会

1993年8月16日至8月23日,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第二次全国藏学讨论会在拉萨隆重召开。 出席这次盛会的代表109人,其中藏族代表44人,汉族代表42人,其他少数民族代表23人,少数民族学者占代表总数的65％。     

清末民初传统工矿业城市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清末民初传统工矿业城市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即对传统工矿业城市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内容作的基本界定;对清末民初传统工矿业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步分析。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研究传统工矿业城市具有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必然给现在的发展以启示。     

伏羲日祝说

伏羲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是汉族及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他的原型应该是远古时期羌姜部落集团的日祝,在后来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成为华夏各部落集团日祝的代表,并逐步成为华夏文明的象征。     

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与香港两地文学的互相影响,通过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人员交流予以实现.先后于70年代移居香港的余光中和施叔青,他们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使他们在香港这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中取得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两地文学结缘的代表.余光中以儒家入世的志士心怀和仁者心肠为中国文化造像和替中国坎坷多难的现实怀忧;施叔青则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来诠释香港独立的女性人生和百余年被殖民的历史.他们来自台湾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描写中而获得新的香港经验,对他们返回台湾后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西南少数民族法律生活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少数民族法律生活的变迁一直交织着国家法的冲击和习惯法的自发演进两条线索.文章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代表,以习惯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运行为主线,以国家制定法(包括各朝对民族地区的政策)的冲击为参照,以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历史互动为切入点,对少数民族法律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做一个初步的探讨,旨在给人们提供一个动态地、具体地了解民族法律文化变迁的参考文本.     

“三南”地区社联工作协作会议在上海召开

1990年5月20日至25日,“三南地区(中南、西南、华东)社联工作协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社联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社联工作协作会议,对于进一步推动各地社联的工作有一定的意义。 这次协作会议正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60周年。5月20日,与会的28个省、市、自治区社联的代表应邀参加了上海市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90周年大会,听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作的题为《发扬中国社联的光荣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     

东北沦陷期朝鲜人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文学主题比较

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和中国东北作家群均在日帝殖民统治之下进行了跨地域移居。在日帝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文人移居到中国东北,中国东北文人流散至关内。来到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代表作家有安寿吉和金昌杰等人。萧红、萧军和李辉英等人作为中国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以笔为武器,以日帝殖民统治的中国东北为对象进行了创作。两国离散作家的作品在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生存和死亡体验、现实的对应等主题方面体现出了相似性。通过比较,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与中国东北作家群对日帝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的不同描述,这对于丰富东北亚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方大院

在我国北方的古建筑群中，以北方的大院群落作为最基本的形式。多产生在明清时代．给人以高大华贵的气质。主要分布在山西、冀北，以乔家大院、常家大院为代表。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北方的山西大院和皖南民居齐名并列，一向有“北山西，南皖南”的说法．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两地的人都善于经商，并在故乡大建豪宅而出名。     

胡适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文学史理论比较研究

２０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萌芽,俄国出现了以什克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这两种同时异地的文学思潮之间,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它们彼此间互相影响的证据,但它们的形式主义文学史理论却表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从《实业计划》看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的特质

孙中山制定的《实业计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全面、系统、庞大的经济现代化蓝图。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运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首次以划分经济区域的方法对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规划:将中国划分成三大经济区域,并对各区域内经济发展提出详尽规划;提出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强调发展以工矿业、交通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实现中国工业、农业的现代化;重视交通业的发展,以交通网络的构建作为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实业计划》处处体现出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的独创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学术短讯

2005年8月19—21日,由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英国国家社会科学委员会社会文化变革研究中心、斯洛文尼亚普莱茅思卡大学文化研究系联合主办的“2005年中国—欧美文学理论国际论坛”在河南大学举行,《学术月刊》应邀派代表出席。2005年8月22—2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合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学术月刊》应邀派代表出席。2005年8月23—26日,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记者与驻华外国记者联合创建了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万国报界俱乐部等常设性机构,合作方式明显改变。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和全国报界联合会相继组织赴日视察团,对外交往的规模逐渐拓展。此外,中国记者两度出席世界报界大会,进一步密切了与各国记者的联系。在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中,中国记者不仅扩充识力,推动报业进步,还以国民代表自居,以促进邦交为已任,使其活动颇具国民外交的意味。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日本江户文学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 ,对日本的江户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 6 3 9年日本的锁国政策不但没有中断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反而比以往更加密切。江户时代 ,随着中国商船运往日本的图书贸易 ,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先后批量运往日本。至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被日本认识和接受 ,前期主要通过以清田儋叟为代表的儒者群 ,后期则主要以泷泽马琴为代表的作家群     

40年代文教界的经济生活(上)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文化教育中心向南向西转移。１９３７年８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１８８６—１９６４）、梅贻琦（１８８９—１９６２）、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担任常务委员。是年年底,南京失守。１９３８年２月长沙临时大学向云南昆明迁徙,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１９４６年７月３１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最后一次常委会上宣布“西南联合大学至此结束”为止,整整９个学年。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作为中国文教界代表的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有…     

瞿秋白与首次国共合作

<正> 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人民大革命高潮,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携手合作为肇端。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国共合作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瞿秋白就是其中一位功绩卓著的代表。积极的开拓者1923年1月13日,24岁的瞿秋白结束了旅居莫斯科的生活,回到中国。离别了两年的北京,给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眼印象: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     

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思维:以"和"为归

中国传统音乐既有以"悟"为代表的审美直觉思维方式,又有以"和"为代表的审美辩证思维方式,正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交相辉映、融会贯通,使中国传统音乐思维具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在中国传统音乐学范畴中,"和"无疑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它不仅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特殊作用,甚至还构成了一种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神与思维方式.     

宋末元初江西诗派的流传

宋末元初 ,江西诗派依然有所传承 ,从作者身份方面讲 ,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地域方面讲 ,则以江西和杭州两地为主。其中以方回为代表的诗学大家对于这种传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

白崇禧与两广事变 胡汉民逝世引起宁粤关系激变 从1931到1936年,两广当局利用胡汉民作招牌,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做门面,以攻讦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为口实,与蒋介石遥相对峙;南京政府因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牵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忧外患,自救不遑,对两广的武装割据局面,只好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