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比较诗学的独特意识及其话语空间

"比较诗学"作为一个学术视域,正式产生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宗白华却早自20、30年代始,就已经涉足比较诗学研究了.从比较诗学视域来考察宗白华的诗学和美学研究,凸现了宗白华中西文论互释互证的意识几乎无处不在,以及他欲对中国传统文论作现代阐释的鲜明态度.他的方法,正是比较诗学方法.在"文化全球化"趋势以及当前学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的语境下,宗白华的诗学研究价值更具有当代意义.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比较诗学的名与实

比较诗学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但普遍存在对安田朴的比较诗学概念的“误解”。从学科建设的实际看,比较诗学之实在前,名在后,所谓1963年安田朴预言产生比较诗学,是一个现代学术童话。因此,要搞好比较诗学研究,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左手必须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必须从“知其二”迈向“察其三”,坚持“第三者原则”。     

20世纪中国诗论的一种独特声音－－于坚的诗歌理论述评

分析于坚诗歌理论的思想背景,指出其思想与20世纪人类优秀思想达成的沟通和交流。于坚诗学理论的核心是重建中国诗歌精神,于坚对诗歌的内容、意义、功能、诗人与读者的关系等诗学基本问题看法独到。于坚关于现代汉诗语言背后隐藏的暴力问题的反思和清理,是迄今为止关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最具个性化和深度的审视与言说,对体制化文学和文学接轨论的批判启人心智,同时指出于坚诗论由于喜欢使用宏大叙事而造成的表达漏洞。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盖人共此心,心均此理”——试论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

钱钟书采用“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原则,立足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并展开中西方诗学观念之间的互识、互释、互补与互证,从而恢复和释放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潜在的生机和活力,实现其现代化转化,最终从中提升出具有世界意义、现代意义的诗学理论话语。由此钱氏构筑了自己深刻透辟的比较诗学观。     

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 ,有着众多的以小城镇为故事背景的作品 ,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乡土眷恋和城市批判、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以及国民性关怀等特点 ,是当代大陆和台湾文学中的小城小说所共同拥有的审美风格 ,也是和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     

东西方“比较诗学”及其历史建构

从东西不同文化区域的“诗学”涵义及其演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是指对于不同诗学体系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文学理论。从历史建构过程看,比较诗学既是诗学自身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趋于深化所提出的必然结果。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相互依重又相互参照,成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统一体。     

“理性”与“感性”——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功以及白话文合法地位的确立,使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大量涌现。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感性文本"的大规模减少。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这一过程潜在地反映了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话语地位的变化与转换。     

建设审美的比较诗学话语──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谈起

本文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入手，提出审美批评的缺乏与东方诗学的缺席问题，认为必须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寻求“审美之维”，建立一种审美的比较诗学新话语。通过对中国传统批评的“兴方式”的分析和对现代审美批评的重新发掘，结合对西方诗学的重新观照，论述了审美的比较诗学话语建设的可能性、现实性和理论内涵。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言不尽意":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

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与道为一"、"忘"与"游"的人生诗意栖居理想和大量涉及"言"意"关系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言不尽意"论始终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它影响到中国诗学,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突出了中国诗学的超越精神.它强调,一般的言语,不是从胸臆流出,是非本真之言说,是不可取的,是必须要超越的.同时,它提倡大道之言、本真之言、从胸臆自然流出之言.它主张超越非本真言语而达于"微言"妙象"的本真言说以尽意.同时,它准确描述了中国之"诗"的语言与深层意蕴之间的虚实互补的审美特征,并从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之"诗"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彰显了中国诗学的独特性,揭示了中国诗学言说的总体特征整体性、体验性、直观性等的实质,概括了中国之"诗"的创作观念、创作实绩及审美接受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线索.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文章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传统诗学的三种现代转换模式

中国现代学者对传统诗学的改造采用了三种模式一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另立新说;二是赋予传统诗学概念以新的内涵;三是借用现代西方诗学思想解析传统诗学概念或命题,从中提炼具有现代意味的诗学命题.     

梁宗岱诗论的学术背景及现代价值

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它从法国象征主义及德国歌德古典浪漫主义汲取诗学元素及精神气脉,追求“诗与真”,主张“纯诗”,醉心于“象征的灵境”。其诗论既有对同代诗论的超越,也为后来的现代诗学提供前瞻的视界。梁宗岱诗论是继近代学者王国维推崇的诗学本体价值之后的自觉承传者。他将中西诗学概念置于同一平台,试图建立一种跨文化的本体诗学范畴,有开阔的视野与襟怀,在中国现代比较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个值得今天学界重视的中国现代早期诗学家。     

论海日寒诗歌的诗学来源——以《一个人的穿越》《空山集》为例

海日寒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四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风秉承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兼具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精神,将词与韵,物与境,意与象优美地结合起来,并从历史和现实中建构“自我”的诗。本文围绕《一个人的穿越》《空山集》两部诗集,从中国古典诗学、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其诗学来源,并探讨独属于海日寒诗学文化疆域中的艺术魅力。     

同中有异：东西“诗人学”理论探幽

在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同中有异的“诗人学”思想。无论是对于古代诗歌创作，还是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的诗人学原理都有很多普遍适用的成分。因此，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对东西方诗人学思想进行现代整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巴赫金狂欢诗学之边缘品格

<拉伯雷研究>一书中渗透着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思想.坎坷的边缘人生活是巴赫金狂欢诗学得以生成的特殊土壤与现实基础.于这一背景下考察两种生活、两种语言以及两种文化的二元对立,进而阐释狂欢诗学之边缘品性.最后,在理性诗学与狂欢诗学的对立发展过程中,中心与边缘谋求共存、对话,此为巴赫金的现实关怀.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诗学"在中国的名与实

"诗学"一直被为数不少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不辩自明的概念.然而"诗学"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的三种解读给文艺大众造成困惑,理解诗学的这三种解读成为消解困惑的关键."诗学"内涵不应该在现代汉语语境下仅只有名而无实的继续存在,应该回归到它的实质性研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