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清人笔记随录》代序

笔记的原始,前人因其为小道,论者盖少.清代学者渐多注意,而说者不一,主要有二说:一是将笔记与小说混论,如乾嘉学者赵怀玉在为杨敬之所撰《巽绎编》作序,似以笔记与小说为一类,而谓笔记之源同于小说.稍晚的李光廷为方浚师《蕉轩随录》写序时,合考订与小说为笔记,然究其所谓小说家之《国史补》等,所记     

清代笔记作家梁章钜

清代福建名人梁章钜是位丰产笔记作家,其笔记内容无所拘束,涉及面甚广,对于了解历史、了解社会都有很大帮助,成为一个重要史源。本文着重评介了其中的《南省公余录》、《退庵随笔》《归田琐记》、《浪迹丛谈》三种、《枢垣记略》共七种笔记著作。文章充分肯定了其笔记著述的成就,认为应给以文化史上相应的地位。     

论笔记体与传奇体的品格差异

传奇体和笔记体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种基本类型，纪昀分别名之为“才子之笔”和“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为标志，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位使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笔记体的传奇在品格上有重大差异。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     

“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论中国文言小说的叙事规范

<正> 中国的文言小说,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为传奇体,一为笔记体,或者借用纪昀的概念,一为“才子之笔”,一为“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为代表;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佼佼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其强度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笔记的类型和特点

一中国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许多文人有做笔记的习惯,因而出现大量的笔记,现存达数千种之多。如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自序云：“追思曩昔缙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余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自序云：“贤士大夫谭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笔记源远流长,可以远溯至先秦,唐宋时笔记有较大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则大约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三卷。稍后,罗志仁作《姑苏笔记》,刘昌诗作《芦浦笔记》,龚颐正做《芥隐笔记》。宋代笔记数量大增,形式多样,流派纷呈,…     

江藩《宋学渊源记》史源考论

江藩的《宋学渊源记》是研究清代理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学界对其撰写情况不尽了解,评价不高。《宋学渊源记》系在彭绍升《二林居集》之《儒行述》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这一发现显示《宋学渊源记》具有丰富的思想史意义,同时说明清代学术有复杂关系和内在逻辑。     

试论《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

试论《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侯冲《白古通记》又称《白古记》、《白古通》。因白、同音异写，故又称《古通》、《古通记》。原书清代即已佚，王叔武先生辑有佚文。从佚文来看，它是一本杂糅云南古代历史和传说故事的著作。现存《白古通》系云南地方史志，或演绎之或采录汉...     

清代笔记与《清人笔记随录》

笔记之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清代笔记,不但在数量上已经超越前代,而且由于笔记多是作者兴之所至,随笔而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尤为可贵的是其中保留了若干真实的历史资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这样一笔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人们,尤其是清史研究者的重视,并作为重要的史源加以开发利用。而《清代笔记随录》对于清代笔记的史料价值挖掘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引导意义。     

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

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陈文新清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取得全面收获的时期，传奇体小说与笔记体小说都攀登上了各自的峰巅。其中，传奇体小说以《聊斋志异》为代表，追随者有和邦额《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等。传奇体小说是在明末至清康熙年间臻于极盛的...     

《老学庵笔记》与谚语

《老学庵笔记》,宋陆游撰,所载多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之事,颇有参改价值。过去,人们一般从史和诗的角度,对此书作过研究。我这次从谚语的角度,研读了全书,钩取了不少宝贵资料,并作了一点粗浅的探讨,扎记如下: (一)记《老学庵笔记》卷四,涉及一些诗句向谚语转化的问题。作者说:“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接着举了十一位诗人的十二句诗,以作例证。如韩愈的“何人更向     

从《阅微草堂笔记》看作者的创作动机及心态

从《阅微草堂笔记》看作者的创作动机及心态许劲松《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清代学者纪昀晚年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从６６岁至７５岁，前后历经十年，成书五种，计二十四卷。纪昀一生仕途得意，恩荣备至，居于“一代文宗”的地位，称得上是清王朝在思想文化...     

梁山献《评书帖》执笔论

《评书帖》是清代康乾年间书法家梁山献的读书授课笔记,殁后由学生整理,属于清代前中期颇为优秀的论书笔记。《评书帖》涉及内容繁多,包含笔法、书法史、法帖和碑刻、书法教育、自身学书经验等方面的问题。其间论述虽不多著字,然究其言简易明、文约理瞻,遂颇宜后学,一些经典性的论述常被后人征引议论。     

略评王煦的《文选李善注拾遗》及其笺识

《文选》自问世以后,曾迭经盛衰,其中最受人们重视的时期莫过于唐宋和清代。但这两个时代《文选》盛行的背景及其所强调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唐宋人看重《文选》是因为当时朝廷以诗赋取士,所以人们大抵以此为学习写作的范本,偏重“辞章之学”,故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对书中的名物训诂、典故出处未必很注意,但求略知大意就够了。这种心态在吕延柞《进五臣集注文选表》和当时高力士所宣唐玄宗的口敕中都表现得很清楚。清代《文选》学的复兴,其情况则与之迥异。当时治选学的人,大…     

比·赤鼻·赤比

《搜神记·三王墓》:“莫邪子名赤比,后壮。”徐震堮《汉魏六朝小说选》断句为“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以后许多选本都因袭了这一错误。(如吴组湘等《历代小说选》、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他们释比为“及”、“比及”、“及至”、“等到”等,对此,予窃有疑焉。首先,训比为“及”、“比及”、“及至”、“等到”等均通,但楑之前后文义,似无急切等待之意;且“比后”接连,行文不免累赘;何以名赤,义亦未详。总之,这样断句,释意总觉滞碍。其次,《孝子传》云:“眉间赤,名赤鼻。”(《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列异志·三王冢》云:“妻后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鲁迅历史小说《铸剑》主人公作“眉间尺”,盖额阔鼻赤,是为异像。比与鼻音同,这是《孝子传》、《列异志》、《搜神记》三书记录同一民间事时所出现的差异。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四)

《尚书引义》之版本情况及补校记略本书此次补校所用之版本凡七:有船山五世从孙嘉恺之抄本;有清代出版之守遗经书屋本、金陵书局本、环地福书局本;有民国时期出版之船山学报本、太平洋书店本;有解放后出版之中华书局本。又有马宗霍、周调阳两家校记,可供参照检查之用。嘉恺本为1951年湖南进行土地改革时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邵阳县东乡太平曾家所收船山遗著抄本十一种之一。其书分装五册,每册第一面第一行为书名及卷次。     

论古代文言小说的笔记性

<正> 笔记的最早的含义是散文,又称“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才略》又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可见笔或笔记最早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而言。后来便有了狭义的含义,即专指那种内容驳杂、篇幅简短、信笔为之而又常带隽永之趣的文章。结集成书而径以“笔记”命名的也有,如宋代的宋祁把他写的笔记文的结集命名为《笔     

从《广东新语》看明清广东盗贼

《广东新语》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所著的一部史料笔记。在该书卷七《人语》＂盗＂、＂蛋家贼＂、＂黄盗＂、＂永安诸盗＂等条中记载了明清时期广东的盗贼情形,对所记之各类＂盗＂加以检视论析,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及采取的防盗之策进行了探讨。     

读简笔记:清华楚简《系年》第一至四章

本文是读清华楚简《系年》的笔记,内容包括作者对这篇文献的总体判断及对前四章的具体分析。此篇并非编年体,而是故事体,故事以楚为主,旁涉晋楚交争以及其他东周大事。由于东周大事以厉、宣之衰,幽王之死,平王东迁和东周各大国的崛起为背景,所以着重讨论作为故事引子的前四章。与时下多数研究者的意见不同,作者指出,以《国语》与简文相互参证,足以证明,《史记》所记西周幽、平二王的年代框架大体正确,错误只在它把西周亡年当成了幽王卒年。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晚清笔记创作——以王韬的笔记创作与传播为中心

王韬的笔记作品,大略可以分为志怪、狭邪、游记和史志等几类。从年轻时的侧艳之文到老年后的忆旧之作、史乘之笔,明显展露其笔记观念的变化。王韬的笔记观较之前人并没有大的超越,尤其是在功能论上,远未突破消遣娱乐、教化劝惩、补史传世的传统认识。但其笔记创作,却更多是穷愁发愤的结果。王韬尤其关注到了笔记传播的商业、技术进步以及媒介等因素。在整个清代笔记发展史中,王韬的笔记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其笔记作品成为探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心路历程的一份绝佳样本。     

略论成岛柳北及其汉文小说《柳桥新志》——兼论日本19世纪的花柳类汉文小说

我国清代的笔记体小说《板桥杂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花柳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花柳类汉文小说的大量产生便是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这些汉文小说在题材、文体、著作体式、创作旨归和行文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受《板桥杂记》影响的浓厚痕迹,同时又蕴涵着本土的文化内质,带有日本汉文小说惯有的双重属性,值得探讨。其中,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和土居香国的《鸭东新话》是比较典型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