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论价值主体的本质规定和判定标准

《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发表了汪辉勇同志的论文《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该文认为,“任何物都可以充当价值主体”,包括云水、砖瓦、土石在内。《学术论坛》1989年第五期以《物不能作为价值主体》为题发表了高兆明同志与之商榷的文章,认为只有人才     

再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

拙文《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在《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之后,《学术论坛》先后发表了两篇意见不同的商榷文章,一篇是高兆明同志《物不能作为价值主体》(1989年第5期)的文章(以下简称(《高文》),一篇是黄海澄同志《论价值主体的本质规     

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两个问题——与蒋振云、尹世杰同志商榷

尹世杰同志先后在《江汉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二期和《学术月刊》一九六四年第六期发表的文章中,論述了生产資料优先增长与发展农业的关系。蔣振云同志在《学术月刊》一九六三年第八期,发表了:“生产資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否包括农产品中的生产資料”一文。讀后有不少收益。同时感到还有值得商榷的問題,特提出来向尹、蔣和其他同志請教。     

形象思维是对世界的艺术掌握——评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的依存论

《哲学研究》七八年第十二期发表的王极盛同志的《何谓文艺的形象思维》,以及《社会科学战线》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韩凌、舒炜光同志的《形象思维问题新探》,是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王文把浦满春、孟伟哉、周忠厚、何洛、蒋孔阳、茅盾等同志的观点,叫做“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平行论”;而在我看来,王、韩、舒等同志的主张,     

再论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兼答丛大川同志

丛大川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1991年第11期的《实事求是是实践中的认识过程》一文在对拙作发表于《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质疑后指出:“讨论实事     

尚未“已成全璧”

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总第七期)发表的陈漱渝同志的文章《关于〈敬业学报〉第六期》,首先引用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撰写的《周恩来同志的中学时代》(以下简称《中学时代》)一文中如下一段话:“《敬业学报》是敬业乐群会的刊     

也谈文学中的典型问题

1962年《文学評論》第六期上发表了蔡仪同志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今年《文史哲》第三期,第五期上又发表了狄其骢同志和应汉光同志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文学典型的普遍性以及典型的普遍性与阶級性的关系等重要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对我們研究典型問題有很大启发和帮助。但在这几篇文章提出的論点中也有我們不完全同意的地方,現在     

再谈语言学阶级性问题——与黄佛同同志商讨

黄佛同同志在《江汉学报》今年第1期上发表了《语言学的阶级性问题》一文,对语言学的阶级性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肯定了语言学是一门阶级性的科学。黄同志在论述的时候,对我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     

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再与李崇淮同志商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的论文,就黄金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与李崇淮同志进行商榷.以后,李崇淮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发表了《就当前货币形式答谭寿清同志》,同时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上,发表了《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1.纸币能否直接代表商品价值?2.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理论的内容是什么?信用货币能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     

论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属性、特征和意义──兼与黄彦同志商榷

论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属性、特征和意义──兼与黄彦同志商榷董四代《广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发表了黄彦同志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３年第８期转载）读后受到很大启发。文中列举了８０年代...     

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     

对《“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一文的反映

本刊1983年第1期发表谷兴云同志的《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一文后,上海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第186期曾予以摘转。不久,上海两位读者致信《解放日报》,对谷文中的若干事例提出不同意见。为此,我们请谷兴云同志撰文答复,现连同两封读者来信的摘要一并发表。     

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本刊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杜玉亭同志的《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一文后,第四期又发表了牙含章同志《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现将杜玉亭同志《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一文发表。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热忱欢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同志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也来参加讨论。     

形象思维的讨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自一九六六年第五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同志的《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之后,就基本上被迫停止了。直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才又展开了较大范围的热烈的讨论。今年第一期《文艺研究》又发表了郑季翘同志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郑季翘同志的文章,重申了他过去的观点,对前文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作了说明,并补充和阐发了他不同意关于形象思维的提法。这些都有助于问题的讨论。但是,遗憾的是郑季翘同志对自己过去那种极左的不是同志式的与人为瞢的态度,以及由此造成     

应用哲学究竟是什么?

广州的《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报道了姜建强同志的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我即撰写了《“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一文与其商榷,发表在该刊1990年第1期上。拙文发表后,该刊在1990年第4期刊发了吴忠同志《“应用哲学”是哲学吗?》与我商榷。这两篇文章均在1991午《哲学年鉴》列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3年我才有幸拜读此文。当     

是“现实”还是“幻影”?——答刘光裕同志

<正> 在本刊83年第二期上,笔者就刘光裕同志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等文(见《文史哲》82年第6期),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旨在通过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紧接着,在本刊第三期、第四期上,相继发表了刘光裕等同志的《“幻影”与现实》等文,都是批评拙文的。对于这些批评,笔者提出以下不同看法。     

略评吴晗同志及其批评者的道德论

在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曾经开展了一场声势颇大的道德问题的大辩论,引起了有关方面及其人士的注意,而其中主要是以批判吴晗同志的道德论为中心的。一九六二年,吴晗同志在《前线》杂志第十期和第十六期先后发表了《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三说道德》一文,针对某些同志的批评意见,进一步地阐明对于道德问题的见解,从而引起了持续二、三年的这场大辩论。在辩论的开始阶段,多数同     

也谈《敕勒歌》——兼与王曙光同志商榷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王曙光同志《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一文,就《敕勒歌》的作者、产生年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