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     

《三国志演义》互文性解读三题——以“仿拟”叙述为中心

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就已处于一片意义的海洋,它时刻与周围文本世界保持各种奇妙关联,仿拟不过是这众多关联方式的其中之一。对《三国志演义》而言,仿拟不仅是小说承袭、借鉴其它文本从而构建自身文本意义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小说以独特面貌出现于其他文本之中,使其文本意义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具体来说,与周围文本之间的模仿、化用或戏拟等关系构成《三国志演义》互文性解读的主要内容。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驳陈寿索米事兼论《三国志》史料价值

陈寿著《三国志》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成为三国史料的最重要来源。然而魏晋时期,对于陈寿史德的指责也多有出现,其中尤以陈寿索米于丁氏子与其父为诸葛亮髡二事为人所诟病,并由此引发对《三国志》史料价值的否定或质疑。实际上,陈寿索米一事纯属史料讹误,《三国志》的史料价值不容否定。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三国志集解》勘误举隅

作为《三国志》研究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下称"集解")对于《三国志》以及三国史的研究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百密一疏,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其中一些失误之处胪列于此,以资借鉴。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或万历以后的福建建阳刊本,它属于《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本中的简本。它删减的内容主要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人物出身介绍,正文中所插入的诗论等。魏氏刊本参照了杨美生刊本进行刊刻,二者有着共同的底本或祖本。魏氏刊本和美玉堂刊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玉堂刊本和杨美生刊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看平话与演义结构之比较

《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复杂过程。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临近这个过程的终点,到毛本《三国演义》,终于大功告成。《演义》由何而来,依今天所存材料,已经不能清晰勾勒其过程。但其脱胎于宋元讲史话本,却是公认之事实。刊刻于元代至治年间、署名新安虞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今存最早、也是惟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给出了三国故事较早、也较为清晰的雏形与轮廓。将《演义》与《平话》结构加以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关于《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的几点思考

《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演变经过了六个阶段 ,现存于世的有两个嘉靖刊本 ,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歧异 ,但是基本骨架却是大致相同的。     

略论文化变迁背景下《三国演义》中日常生活文化形态的缺失

在对《三国演义》小说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书中对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的描写出现了缺失。对这些习俗的礼仪、人际交往、衣食住行等细节,甚至连与曹魏政权紧密相依的文学史上重笔勾画的以曹丕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的交往、唱和,以至于日常生活中酒、茶等器具的描写亦非常少。总之,《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很少有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化的风情以及细节的展示。本文拟从文化变迁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来考察这种缺失。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     

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与《三国演义》的“变奏”

在＂三国热＂的影响下,三国故事已然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也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开始从日本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三国历史与人物,突破了《三国演义》的固定视角和历史演义写法。在历史小说写作理念上,陈舜臣继承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传文学写法。而在三国历史观上,他颠覆了＂拥刘反曹＂的正统观,从多元标准出发去衡量三国历史与三国英雄。     

《三国演义》与讲史平话渊源关系研究述评

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成书的关系十分密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说三分”、《三国志平话》等相关资料的钩稽、发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外,也从情节内容、叙事构架、叙述艺术、史诗母题、思想倾向、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论"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基本精神,它在审美旨趣上表现为对中和圆融之美的认同与崇尚."天人合一"促使<三国演义>等古代章回小说在创作构思和谋篇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种中和圆融的审美理想,努力营造和谐完满的艺术境界.具体而言,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三国演义>的三大叙事特点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叙事机制的摇曳生姿以及叙事结构的严整圆满.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三国演义》与韩国传统艺术盘骚俚

《三国演义》在传入韩国之后,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韩国人民所喜爱的小说作品。韩民族对于《三国演义》的喜爱并不仅仅停留在阅读和鉴赏的层面上,以《三国演义》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为底本的《三国演义》派生作品也在韩国开始出版发行。而韩国传统艺术表演形式盘骚俚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了《三国演义》这一外来文化因子的影响。文化在传递的过程中一经与本土文化结合,就必然发生变异,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呈现出来。这是文化传递与变异的基本原理。当《三国演义》与盘骚俚相结合后,也产生了诸如《赤壁歌》这样的文学作品。笔者在本文当中将从文化传递和变异的视角出发,运用原典实证的方法论对《赤壁歌》等韩国盘骚俚作品进行考察,阐释《三国演义》与盘骚俚作品影响关系,以求进一步加深对于盘骚俚作品的理解。     

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论毛纶父子之小说叙事理论

毛纶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形成了独到的小说叙事理论。毛氏提出“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明确了历史小说的独特性质;强调“结构”、“关目”,深入分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重视叙事方法,“相反”、“相引”见叙事之妙。毛纶父子总结《三国演义》的叙事经验,推进了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对于小说艺术实践和小说理论批评都具有重要价值。     

三国时期蜀国战略管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三国时期战略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内容博大精深,包含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管理的角度审视,其影响至今犹存。本文对战略管理进行初步的探析,通过对三国战略体系中管理思想的阐述,力求获得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启迪。     

罗贯中的著作权能否定吗——也谈《三国演义》的作者问题

罗贯中是古代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家,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诞生于明代初期不是偶然的,完全符合文学自然发展演进的规律。《三国演义》成书后数十年间不见于文献记载,那是明初错误的文化政策造成的结果。罗贯中具备创作《三国演义》的时间、艺术素养和生活阅历,其著作权是不可否认的。     

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因此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是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区分这些古白话因素与文言因素。《三国演义》的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受到后出演义体历史小说的仿用,形成历史演义体语言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