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司法问责研究——以主体、事由与程序为中心的考察

域外司法问责以美、法、德、日等诸国最为发达,其制度的核心架构由问责主体、事由和程序来建构,并在规制法官行为与维护司法独立之间实行审慎平衡原则。因而问责主体的设置在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对司法权制衡的同时,又突出了司法自治主义;问责事由的确定既要从维护司法公信力角度来对法官言行实行严格标准,又要避免对法官司法裁判的不当干涉;问责程序的选择决定了惩戒的轻重,是以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式来进行,可以使不同主体均有机会启动司法问责,在对法官形成有效威慑的同时又提供了必要的保护。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公民网络问责：行动逻辑与要素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网络问责一般要历经网络曝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真相揭示、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阶段。成功的公民网络问责应当具备网络问责主体积极参与、网络问责环境良好、问责信息及时公开、问责事由确凿等基本要素,但网络问责必须以传统的体制内问责作为最终保障。     

行政问责对象范围的界定——从行政义务角度切入

从逻辑关系出发,行政义务孕育行政责任,行政问责以行政义务的违反为其逻辑前提。因而,行政问责指向的对象范围囿于行政活动中违反行政义务的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行政义务包括公务员法上的工作义务、行政职责和领导职责隐含的义务,为此,行政问责的对象范围即应当限于违反公务员法上工作义务的公务员、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之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和不履行领导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     

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构建

我国3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以及＂现代法治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等理论都已表明,对宏观调控主体进行问责是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路径,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鉴于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功能和特殊性,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应是综合性的问责,即构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的综合＂责任集合体＂及有效的实施机制,以确保＂宏观调控受体信任、遵从调控主体的引导以达到调控目标＂这一核心行为模式的实现。     

对高校学术问责运行机制构建的探讨

学术问责运行机制是学术问责制的重要保障,包括实体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两个部分。一个有效的学术问责机制必须包含惩罚性、回应性、强制性和救济性等特质。实体性机制确定问责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运行规则,包括领导、组织、回应和救济机制四方面内容;程序性机制确定问责的运行环节及步骤,包括学术问责的受理与启动、调查与申辩、审议与决定、复议与申诉、评估与救济等环节。     

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从个体、组织、个体与组织关系三个层面可构建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从该框架来看,问责对象不精准表现为:在个体层面,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问责领导干部,以问责现任领导干部代替问责时任领导干部;在组织层面,以问责下级组织代替问责上级组织,以问责属地机关代替问责垂直管理部门;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问责与集体问责相互代替.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成因包括:在个体层面,混淆执纪对象与问责对象,终身问责机制不健全;在组织层面,职责同构的政党职责体系,垂管部门滥发"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与集体责任划分不清晰,避责策略的消极影响.其治理对策在于:在个体层面,区分执纪对象和问责对象,健全终身问责机制;在组织层面,构建职责异构的政党职责体系,清理垂管部门发布的"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清晰划分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以集体问责和个体问责配合使用抑制避责策略.     

网络问责的理论探讨

网络问责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舆论平台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处理社会事件中的失范行为的舆论矫正和责任追究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化、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政府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重视是网络问责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网络问责手段和方式十分丰富,具有匿名性和便捷性、开放性和平等性、异体性和实效性、交互性和集聚性等基本特征。网络问责程序一般包括议题生成、议题扩展、观点交互、舆论聚焦、舆论跟踪转化与事件处理、舆论回顾与评价、舆论平息与转移等七个步骤。     

司法赔偿程序目的与基本原则论

司法赔偿程序目的以国家通过司法赔偿程序的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及关于司法赔偿程序结果的理想模式为研究对象,即关于司法赔偿程序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作用、功能和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司法赔偿程序的目的在程序具体的运行和操作层面上,则是通过司法赔偿程序的基本原则来发挥作用的。学界对司法赔偿程序的目的以及基本原则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司法赔偿程序目的和基本原则的探析,旨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并期望对我国司法赔偿程序的完善作些许参考。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反思的涵义及其基本特征

本文探讨了科学反思的内涵,指出反思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的反映,是变化了的事实与原有对事实的认识的矛盾的反映,并以自身的思维为反思的对象。反思产生于实践的需要;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并按认识的辩证规律进行思考。这是反思的基本特征。     

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若干问题

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亟须进一步完善，为此有必要对司法责任的性质和内涵、司法责任的追究主体等基本问题统一认识。所谓司法责任，是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由于违反检察职责导致办案错误发生，应当予以追究的办案过错责任。对于检察官司法责任的追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经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后，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这与监察法规定的国家监察全覆盖并不矛盾，也符合中央司改政策导向和司法权力运行规律。     

环境范畴刍议

环境范畴的产生，是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的逻辑产物。长期以来，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被看作认识论的固定模式，这是人类实践认识活动发展的结果，又是人类实践认识活动产生种种失误的重要原因。环境是客观的、普遍的、成系统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不同的环境对主体实践认识活动产生不同的作用。     

精神损害基本规定性的法律界定

随着经济福利、物质文明的增进,人们对精神利益也日益重视。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精神损害的立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促进精神损害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依据德国法、瑞士法、我国台湾法的有关精神损害制度,从精神损害的受害人、行为受体、表现样态等方面出发,对精神损害的基本规定性进行初步探索,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经济责任审计比较特征浅析

与其他审计类型相比,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客体、审计内容、审计程序和审计报告上有比较明显的特征。审计客体包括经济责任人和经济组织,实践中要注意从经济组织和经济责任人两方面收集证据;审计内容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要注意采用其他审计特有的方法;在审计程序上,符合性测试必须进行,且要高估控制风险,充分利用符合性测试的特点,实施充分的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审计报告有监督、评价和鉴证功能,具有个人针对性,要考虑与个人责任的相关程度。     

当代中国问责权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问责权是一个国家权力系统中的总枢纽,如果它能够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获得有效建设,整个国家权力系统都能在它的催化下实现法治化。以法治主义为参照系,对当代中国问责权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