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域外司法问责研究——以主体、事由与程序为中心的考察

域外司法问责以美、法、德、日等诸国最为发达,其制度的核心架构由问责主体、事由和程序来建构,并在规制法官行为与维护司法独立之间实行审慎平衡原则。因而问责主体的设置在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对司法权制衡的同时,又突出了司法自治主义;问责事由的确定既要从维护司法公信力角度来对法官言行实行严格标准,又要避免对法官司法裁判的不当干涉;问责程序的选择决定了惩戒的轻重,是以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式来进行,可以使不同主体均有机会启动司法问责,在对法官形成有效威慑的同时又提供了必要的保护。     

乡镇工业污染与公众问责制度的缺失及重构

近年来乡镇连续发生的“血铅中毒”污染问责事件显示了基层政府在问责中的缺失状况：乡镇政府的问责主体作用没有作为,县级政府的问责启动作用基本缺失,而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主要发挥的是等级问责功能,对公众问责缺乏保障和引导。根据当前乡镇公众对污染危害问责的需要,要重点构建基层政府部门与公众问责的沟通回应制度,其中,强制性、可操作性和公众团体参与的设计,是制度具备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等。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已经在我国出现,但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支撑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不应该忽略行政救济体制。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动因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责制度的发展:一是西方国家议会问责制度的发展,如弹劾制度、质询制度、调查制度和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二是西方国家司法问责制度的发展,如违宪审查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赔偿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三是西方国家行政体系内部问责制度的发展,如行政监察制度、行政裁决制度和公务员惩戒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在历史发展中改进与丰富的。     

审计问责:立法应当先行

审计问责是“后审计风暴”时期的一种制度期待。现行审计制度无法彻底解决审计问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问责立法将可能很好地清除审计问责的主要障碍。问责立法是可行的；问责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涉及到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权力、问责管辖、问责程序和问责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事项。问责法律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依靠行政规章的完善和道义约束的强化，三者联动，效果更佳。     

论我国问责法律制度的渐进模式与发展趋势

源于社会转型期危机事件频发的紧迫性,我国各地区的问责法律制度立法实践不断推进,问责法律制度发展的整体趋势遵循着渐进性模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但其渐进发展中有两个主要的阻滞,一是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方面的问题;二是立法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为完善问责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必须确定我国问责法律制度发展路径的选择,"政府+社会"的混合问责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这不但解决了政府内部的责任追究问题,更响应了社会公众的政治民主诉求。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审判公开愿景下审委会审判职能实现的路径选择

审判公开是司法改革中关乎追求审判公正、树立审判权威的重要举措。审判公开包含审判主体、审判过程、审判结果、裁判理由说明等形式和实质的多重公开。审判委员会在行使审判权力时也应遵循审判公开这一基本要求,因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应当呼应和吻合审判公开的基本要求,做到审判委员会成员公开、审理案件庭审化,实行回避制度和责任承担制度。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中国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变革问题

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有其历史演变的渊源和职业主义理论基石,该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有辩护律师规模扩张和身份转变、辩护律师刑事责任适用频繁和行政责任与纪律责任区分不明。在辩护律师追责范式的域外比较方面,美国的法院主导模式、德国的律协主导模式和日本的律协独享模式值得借鉴,律师协会完全自治缺乏普适性,由其享有部分监管权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分权治理的基本原则。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的改革路径包括二元体制下的司法化改革、实现宏观监管和微观追责相对独立、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赔偿应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从“二元”体制到“准三元”体制的转变,促进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立体化。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公民问责：机制缺失及其治理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并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论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探微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清、对象不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缺位、有名无实;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无程序性。因此,有必要寻求问责制之出路:规范行政问责原则;明确行政问责范围;健全行政问责法律;强化行政问责意识。     

论高校校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领导体制,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校长权力失衡容易使校长权力滥用,导致教育腐败,这种背离了校长负责制初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对校长权力的监督不力造成的。要完善对校长权利的监督,应对校长实行问责制,完善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制度,使二者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与制衡功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使问责制有法可依;改变过去的校长由上一级教育行政领导任命的状况,建立规范的校务委员会;加强异体问责,使问责主体多元化等等。     

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功能

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契机和有效手段,从理论的萌芽阶段发展成为行政体制内的一项重要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在我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对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推进宪政体制的完善,规范政府制度安排,构筑社会问责文化等方面,分析问责制政治实践的显性和隐形功能,提出问责制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深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塑造社会责任文化,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