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忠义观新论

纵观宋江的一生，在其思想深处“忠”对“义”具有绝对的制约作用，表现出其性格的前后一致性。上山同招安都是其忠君观念在特殊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上山聚义是曲线尽忠；接受招安是凌云之志的初步实现；征辽、平方腊等等则是建功立业的具体内容。     

宋江的性格具有两重性吗?

纵观宋江的一生，在其思想深处“忠”对“义”具有绝对的制约作用，表现出其性格的前后一致性。上山同招安都是其忠君观念在特殊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争取招安是一种特殊的尽忠方式；接受招安是宋江的凌云之志的初步实现；征辽、平方腊等等则是建功立业的具体内容。     

《吕氏春秋》“大忠”“至忠”宣传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忠”的观念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并定型。在秦地形成重要影响的《韩非子》一书中，“忠”的论说最为集中。此后的《吕氏春秋》一书，对“忠”的道德规范又有新的解说。所谓“大忠”、“至忠”的宣传，适应了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完备的历史要求。秦代“忠”的观念的普及，是与政治理论家这种政治道德建设的努力相关的。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年事渐高的许世友,念念不忘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上讲。 许世友公开讲“忠”、讲“孝”,引起不少人的非议。这不奇怪。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世友,怎么会同旧中国的“忠臣孝子”联系在一起呢?     

“忠”的观念的历史轨迹与社会价值

“忠”作为历史上一种社会道德观念,以服从为主要原则,是一切社会品德中的最高品德,一切社会义务中的中心义务。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成为压抑人性的心理枷锁,反映出中国社会形态的保守性。同时,“忠”意识所激发的政治热忱,又酿造了传统文化中无私奉献精神,出现了一大批忠心为国的仁人志士,对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今天,应当重视“忠”的观念的反理性性质及“忠”的安定社会的价值,把“忠”转换成以理性为基础的“忠”,对真理的“忠”,对民主的“忠”,对促进社会进步的“忠”,使“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净明忠孝道的美学思想

净明忠孝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派，其思想中大量的理学化倾向，也反映在其美学 思想中。将净明忠孝道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得出净明忠孝道 的美学思想有以下四点：“净”、“明”的审美心态论，“忠”、“孝”的审美核心论，“ 正”、“敬”的审美实践论，“阴”、“阳”的审美辩证论。     

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试论儒家的“信”何以能“忠”——儒家本体与工夫互涵互释的一个案例

儒家强调“忠”,要求人们能够与人忠、与己忠,但只有通过“信”才是可能的,因为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对别人忠,首先要有信于人,竭尽全力,信实可靠,让人放心,让自己安心.有信于己,才能见信于人,不信则不足以爱人.通达自己,则一定能够忠于天地万物.信在言与行、主与客之间发挥一种统一和联结的作用,它打通本体与工夫、消除物我,因而既成为尽忠的一项修持工夫,又是人之为人所应该守护的根本.忠信统一,合德并称,而可通达天道自然.     

辽代的孝道教育

辽代统治者为实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在原生尽孝行为和观念的基础上 ,又完全移植了中原王朝传统的孝悌行为和观念。他们通过统治者的率先垂范、诏令喜奖 ,着力宣传汉儒伦理道德观念等诸多途径 ,全面推行孝道教育。因此 ,“于家存孝 ,于国尽忠”成一代之风气 ,巩固了辽朝社会的统治基础 ,终使辽代政权垂续二百余年     

论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初衷与疏漏简

原始儒家忠道观念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是爱国与忠君的结合。其中包含了朴素的民主思想、权利与义务平等、抑君申民等内容。但是,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初衷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因为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正是这些疏漏给了后人篡改原始儒家忠道观念的机会。     

试论两汉士大夫的忠君观念与忧患意识

忠君观念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力要灌输给士大夫的一种观念,最高统治者希望士大夫们把忠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忧患意识则是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一种人生自觉。忧患意识和忠君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忠君观念根植于士大夫们的头脑之后,他们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与行为,便是在忠君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     

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论关羽形象

关羽的"义绝"形象,既以历史人物关羽为原型,又得益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这一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尤其是伦理文化,因而堪称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     

智慧忠贞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

《三国演义》超越历史原型 ,塑造了一个智慧、忠贞、充满理想色彩的诸葛亮形象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艺术创造 :(1)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2 )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 ,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3)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作品对诸葛亮的“多智”虽有夸张过甚之处 ,但对此应作全面、客观的分析。就总体而言 ,书中的诸葛亮形象仍然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     

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     

《三国演义》中“七复情节”的运用及其美学意义

数字"七"的数理扎根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土壤而蕴涵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心理,依托"七"的数理而形成的"七复情节",不仅含蓄地表现了作者构思收服孟获这一故事的思想倾向,而且通过此故事,读者可以管窥作者建构小说的整体思想取向,并且"七的数理机制"本身所包含的美学意义也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论周日校刊本《三国志演义》插图的情感倾向

周日校刊《三国志演义》插图本通过图像内容的选择和联语的使用，体现出强烈的情感倾向，包括历史兴亡的咏叹、尊刘抑曹、对战争的态度、褒扬忠义、抨击奸伪等几个方面。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三国演义》与讲史平话渊源关系研究述评

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成书的关系十分密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说三分”、《三国志平话》等相关资料的钩稽、发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外,也从情节内容、叙事构架、叙述艺术、史诗母题、思想倾向、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