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行为的可诉性

侦查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其理论依据在于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程序正义理论和人权保障原则;国际公约及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均规定对侦查行为可以提起诉讼,我国立法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强制侦查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对提起、受理及审理程序作出规定。     

论紧急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

紧急侦查行为既是侦查必要性的需要也是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内容.因此法治国家均赋予了警察在紧急情形下无需令状直接实施强制侦查行为的权力.但是紧急侦查权缺乏令状的事先司法控制,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法治国家采取限定紧急侦查行为的范围、种类,提高紧急侦查行为的实体要件,加强事后司法审查以及推广电子令状等多种方式对紧急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控制.     

职务犯罪侦查中程序制度的缺陷及改革设想

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已经历种种修订和完善,但在刑事司法国际化程度加剧、正当程序理念不断渗入全社会的法治大环境下,欲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的平衡,我国现阶段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中程序制度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应确立包括与庭审程序相适应的双轨制侦查制度在内的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制度。     

论辨认程序的制度反思与比较考察

辨认是侦查实践中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侦查行为。但是,由于人类认知与记忆能力方面的局限导致辨认结果并不一定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真实。在保证辨认结果的客观性和辨认程序的公正性方面,西方法治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制度经验。当前,我国刑诉法修改在即,辨认程序在制度上的缺位与理论上的缺席亟需改进,为此从制度原理与运作机制等程序维度来考察辨认程序较有裨益。     

重构侦查阶段中的辩护制度之设想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提高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和遏制侦查阶段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法学界的争点。侦查机关必须改变把犯罪嫌疑人视为侦查客体与定罪在先的传统观念,立法机关应从无罪推定,程序主体和程序正义理论入手,彻底解决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尴尬困境,解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护的局面。     

侦查理念法治化探析

侦查理念是一个国家侦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侦查行为的灵魂,它引导、支配和决定着侦查活动,决定着侦查行为及侦查效果,是侦查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侦查理念存在一系列问题,它缺乏程序理念和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缺乏法律之上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法律监督理念,因此,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构建法治化的侦查理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侦查构造与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侦查构造理论和法治国家实际侦查构造的发展趋势表明,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已成为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合理配置的基本理念.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包括:侦查机关享有裁判权和司法权无权介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需要科学划分侦查权与司法权,实现侦查权非司法化,并引入司法权,实现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     

论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地位

行政执法中的内部程序必然会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它在行政法治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不同的是内部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与外部行政程序相比具有非正式性、间接性和隐蔽性。然而,该问题的研究在行政法学界一直是一个理论空白,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有必要对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论刑事司法中的秘密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措施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但我国立法对与公民权利保护关系重大的秘密侦查措施不作任何规定 ,导致大量“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等背离程序法制要求的违法现象的产生 ,这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秘密侦查措施的存在和被限制集中体现了自由和安全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平衡。克服我国秘密侦查措施因其神秘化倾向而造成的消极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其进行“法制化”改革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监督论

在我国,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活动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侦查行为很容易出现滥用的情况,因此,为了保护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侦查监督就成了侦查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我国检察院自侦程序却恰恰缺乏这种外部监督,这就使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挑战。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同时检察机关又肩负着侦查犯罪的职责,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侦案件的监督缺位。因此,对于自侦案件,必须借鉴国外的做法,从立法上进行约束,并且赋予人民法院、辩护律师相应的权力对之进行监督。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霍桑探案集》的影响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对中国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程小青在翻译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同时,在借鉴柯南.道尔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其作品又融入了众多的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中国侦探元素＂,创作出了中国独特的侦探形象霍桑。     

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其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公案小说而无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它的发生与中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现代城市的出现、司法制度的建立、现代社会思潮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经历了由译介、仿作到自创三个阶段,至20世纪上半期产生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侦探小说作家与作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蕴含着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精神,并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科学性以及现代性等特征。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不仅加快了中国小说文体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还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以及法制建设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浅谈灵感思维的运用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 ,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反映 ,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而思维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着重讨论灵感思维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及作用 ,特别提到在侦查活动中的艺术运用 ,从而启发人们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 ,并将其运用到工作中去     

发现的愉悦——小说《洛丽塔》的侦探特征解读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的心爱之作.该书叙事技巧多变,创作风格特异,融合了各种文学创作体裁.通过探讨该小说中的侦探特征,揭示作者戏仿了传统的侦探小说.《洛丽塔》中的侦探特征可以透露纳博科夫创作的艺术原则,帮助读者克服阅读困难并带来发现的愉悦.     

大背景文学元素下的非常事件叙述——欧美文学思潮与侦探小说发展的关联

通过分析和对比阿瑟?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进而研究侦探小说与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关联,即欧美文学思潮的文学元素在侦探小说中的表现。     

诡异构思中的人文意趣——爱伦·坡的侦探小说解密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具有审美作用。所不同的是爱伦.坡的侦探小说讲述的是犯罪与侦破的故事——追查犯罪线索,揭开犯罪之谜,解开虚假符号,而所有这些都是要把世界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带向澄明的境界。他的侦探小说蕴藏着深沉的复仇意识、非凡的逻辑推理与浪漫的灵知精神,为19世纪通俗文学的兴起和大众阅读兴趣的变化,提供了最新、最美和最富创意的范本,启迪读者的思想和心灵通向更高远的人生关怀,以展开对人文意趣的追问。     

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启蒙意识探微

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无论是文本立意,还是创作维度的调控和文本价值功能的体认都贯穿着强烈的启蒙意识。他反对把侦探小说视为纯粹的消遣品或牟利的商品,尝试在思想启蒙与通俗形式之间寻找互相融合的创作之路。     

近代中国原创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是晚清风靡一时的小说类型 ,随着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介 ,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产生了大量本土原创侦探小说。由于近代侦探小说的产生不是萌芽自本国的文化传统 ,而是首先来自异域的译介 ,使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前 ,对这一特殊的文体有了先入为主的接受和理解。而创作观念的先行 ,以及大量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范本的存在 ,便使中国作家在创作时 ,在侦探的职业和艺术形象、主要题材及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有意识地摹仿译本作品 ,这几乎成为当时固定的创作模式。近代原创侦探小说总体艺术性较差 ,主要表现在文体杂糅、创作上机械模仿、侦探形象单薄以及断案方式缺乏科学精神等几个方面     

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了文学观念,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变革。近代小说文体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小说类型扩大,出现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叙事模式出现了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等;长篇章回小说体制的冲破;汲取西方小说艺术技巧;环境描写的加强。这一切都为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过渡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中国小说在近代化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Are Interactional Behaviors Exhibited When the Self-Reported Health Question is Asked Associated with Health Status?

The self-reported health question summarizes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 status across several domains of health and is widely used to measure health because it predicts mortality well. We examine whether interactional behaviors produced by respondents and interviewers during the self-reported health question-answer sequence reflect complexities in the respondent’s health history. We observed more problematic interactional behaviors during question-answer sequences in which respondents reported worse health. Furthermore, these behaviors were more likely to occur when there wer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respondent’s health history,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respondent’s answer to the self-reported health questi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e also found that among respondents who reported “excellent” health,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mong those who reported their health was “very good,” problematic interactional behaviors were associated with health inconsistencies. Overall,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interactional behaviors exhibited during the question-answer sequence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espondent’s health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