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

《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作者何淑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专治明清社会文化史,现任教于台北大学历史学系。该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作者的硕士论文《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后来出版成书),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新史学》,篇名为《以礼化俗——晚明士绅的丧俗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探讨了礼与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以礼化俗。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

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三朝尚书"葛守礼的崛起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要>,并利用家礼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从《红楼梦》中士人形象看曹雪芹对儒家的态度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教化在塑造传统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灵魂方面,作用至深至远.甄士隐、贾雨村和贾政是<红楼梦>中着墨较多的士人形象,伟大作家、思想家曹雪芹在这三个文学形象中寄寓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寓意.甄士隐是深受宋明理学浸染的士人,此人具有理学家所高倡的"内圣"人格,但同时又是个严重脱离现实生活、毫无治事本领的废人;贾雨村是儒家思想文化与科举制度结合之下产生出来的士人代表,其特点是知行不一,虚伪无耻;贾政是儒家"礼"文化化育出来的士人,品格端正,但因循守旧,不周世用.曹雪芹通过这三个士人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

明万历朝中后期,官员多言"乞休",甚或"杜门"、"挂冠"径去,成为万历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因素主要在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士大夫群体内部过度张力引发的非理性内耗等."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乞休"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脉动形式,展现了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浅谈上古婚礼持雁的象征意义

古人认为婚礼是礼之本,《仪礼·士昏礼》记载的周代士人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项仪式。其中除"纳徵"以外的五个环节都要持雁为礼,古人基于雁的自然习性而赋予婚礼中的"持雁"仪式一定的象征意义:时、序、贞。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由“射不主皮”与“主皮之射”看王霸之别

《仪礼》中有"射不主皮"与"主皮之射"之分,参照郑玄注与《论语》等文献发现:前者是基于道德本位的立场,比于礼乐之节去考量德行的礼射;后者则是侧重于尚武勇力的带有军事性质的习射。然而在它们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这两种导向也是二者逻辑发展的可能性结果:王道与霸道。因此,以射之"主皮"与否为出发点,通过儒家对射礼的政治性与道德性诠释,以期对考究王霸之别有所启发。     

马理礼学思想简论

马理是明代中期关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秉承张载“以礼为教”的思路,肯定“天秩之礼”,主张礼来源于天,探讨了合同时用与观其会通的原则,以及以礼修身成德和淑世教化的双重功能,对关学在明代的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编后语

正下卷重点推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论文。如何评价日常生活,生活质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明代的社会经济变化较大,如何判断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明代生活史研究名家陈宝良作了综合考察。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栏目下发表三位日常生活研究专家的论文。李志生通过考察唐代妇女的佛教功德活动,就"立塔写经"与"内外之际"提出看法。许哲娜以近代致意礼变迁为中心,考察全球化视野下的礼仪、身体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胡悦晗探讨了民国时期上     

试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与屠戮功臣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发展到后期,经历了元末的动荡,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大一统。作为一位封建政治家,他勤政爱民,不辞辛劳,为明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耗费了毕生的心血。他重视法制,执行认真,冀图通过国家法律的框架严肃吏治和约束功臣。然而,事与愿违,官吏贪赃枉法,功臣更是骄纵不法,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严峻的形势使朱元璋的“忧危”情绪日甚一日,更激起其猜忌多疑的心理。于是,在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对官吏和功臣法外加刑,进行了大规模的诛戮,确实对吏治有所匡救。但是,他狂暴杀戮,也为明王朝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其整顿吏治和屠杀功臣的全过程而言,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     

论万历《顺天府志》的体例纂修特点与文献价值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但地方官在实际的行政中往往过激,将祀典以外的神明和祭祀一概视为淫祠。明代的官方制度和禁毁淫祠活动非日常化的运动特征,都为民间信仰的存在留有空间。同时,明代国家祀典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时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扩大了该信仰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明代的国家既非依据民众的合意也非依据儒学的原理而成立,因此,代表国家意志的儒臣既要禁毁民间的淫祠,也要限制皇权的淫祀,但效力有限。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试论万历年间的“倒张运动”

张居正作为彪炳史册的大政治家、改革家,被誉为"救时宰相",其卒后却受到了清算."倒张运动"的发生是神宗、阁臣及众多官员一起推动的结果."倒张运动"使得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被否定、叫停,使明朝失去一次重振的机会;运动结束后并未出现一段时间内政局稳定、政令通畅的局面,而是变得更加混乱,朝臣问的门户分化渐趋明显.明朝开始逐步陷入纷乱的党派纷争泥潭中,从而标志着明朝的丧钟已经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