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

明政府尊崇程朱理学,推崇《朱子家礼》,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朱子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礼制诸多共性,即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变通创新是礼制发展的规律、礼制的普及需要破除恶俗、礼制的实施需要考虑社会现实等。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礼仪的缺失,建立既适应当代社会,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礼制,是需要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明太祖朱元璋曾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依靠儒臣议礼,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成化朝,随着儒臣群体的壮大,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形成,出现了群臣首次争礼的现象,迫使宪宗遵守现行礼制,礼制话语权再度下移。至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儒臣对世宗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这与世宗追伸孝道和提升皇权的礼制需求相悖,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世宗以皇权为依托,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打击持礼力量,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这说明在帝制政体下,儒臣捍卫礼制虽有深厚的历史与思想资源可供援用,但礼制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力格局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而是要为皇权做出调适,成为辅翼皇权的工具。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

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三朝尚书"葛守礼的崛起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要>,并利用家礼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

明代民众诣阙上诉蔚为风潮,诉访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中,民众控告官员罪行、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等诣阙上诉行为多能得到明廷允准,并根据上诉事宜,因事制宜、规范程序,惩治贪官、以示警戒,受理陈诉、除弊兴利,转送推诿、不予受理。诣阙上诉体现了明人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着精神,蕴含着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虽然明代诣阙上诉存在诸多局限,但仍是明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肃清吏治、监控社会的重要途径。     

族类标签与王朝拓边：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社会分类和国家治理

聚焦明代川西北地区以族类标签为标识的社会分类,是考察王朝拓边进程的关键视角。15世纪时,明廷秉持羁縻导向的边关方略,对流行于川西北非汉社会的“大小”“牛羊”等二元族类标签之内涵缺乏了解。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明廷尝试重新诠释川西北非汉社会语境中的“黑—白”族类标签,但因国家力量渗透边地的程度有限,“黑—白”标签的本地意涵与明廷定义在一定时期内共存。16世纪中后期,明廷的边地知识与地方社会实态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在王朝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整饬边地秩序后,“番—羌”族类标签逐步成为向化程度深浅的代名词。明代川西北诸种族类标签的内涵演化是“中心—外缘”互动在社会分类层面微观而鲜活的呈现。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选择神祗:明代公祀体系的包容与排斥——以地方公祭神祠为中心

明代地方公祭内容当中,各类神祗祭祀的变化最为频繁,大致经历了洪武朝定制期,成化、弘治迅速发展期,以及嘉靖以后的持续增长期三个阶段,祭祀内容不断增加,以致繁复.地方公祭对象的选择标准主要考虑其是否有功于国家、惠爱在民、具有保佑功能,或学识德行昭著.这样的选择标准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通过对这些神祗的公祭,发挥崇德报功、示范表率,及舆论导向的功用.因此,明代公祀体系具有明显的“为公”属性.整体来看,明代地方公祀体系是开放的,并处于不断变动中,其包容和排斥性构成理解明代地方祭祀信仰层级结构的一个视角.这种层级结构显示出明朝政府对国家所倡导的儒家信仰、制度性的宗教信仰,以及各类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     

“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重构:嬗变轨迹、逻辑遵循与路径选择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的最新演绎,其首次将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内容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国家安全体系的重构。这既是对百年建党历程安全指归的贞固,也是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新形势的涵摄,其中“乌卡时代(VUCA)”是一个重要底色和时代背景。审思“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重构的命题,能够为阐释重构背后的嬗变理路是什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基本逻辑以及重构的现实进路有什么这三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和先发智识。“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在重心、内容、组织、架构等方面的重构,背后体现了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好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等遵循的高扬,完善国家安全的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的工作机制、健全国家安全的要素体系、构建国家安全的防护体系是对其的必然观照和回应。     

郑振满著《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评介

郑振满教授是明清史学界、社会史学界、历史人类学界大家颇为熟悉的著名学者。他成功继承发扬了其师傅衣凌先生的乡族理论和多元结构理论,以明清社会经济史起家,在20多年的治史生涯中不断转换研究视角,孜孜以求有突破有创新的史学研究,在闽台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丰硕成果。《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①这本新著,精选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治学时期、探讨闽台传统社会的     

明清律典中的巫术犯罪

中国古代典籍关于巫术的记载 ,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礼》 ,而对巫术犯罪的记载则可上溯到秦汉。明清时期 ,继承秦汉以来巫术犯罪立法的经验 ,形成了系统的控制巫术犯罪的法律 ;此时期对巫术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晚明塾师的“觅馆”与“聘期”——兼及塾师生活模式及其职业精神的演变

觅馆是塾师职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塾师职位的获取,一般需要一定的社会信用关系进行担保,诸如亲属宗族、师徒友朋、乡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在塾师的职业获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晚明社会变迁及塾师职业竞争的加剧,塾师的职位获取成本增加,而职位的稳定性却明显削弱,使频繁的觅馆-失馆-再觅馆成为塾师一种较为常见的生活模式.这不仅成为晚明师道日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塾师以济读资生为主,而非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业观念.因此,在晚明社会变迁中,塾师终未能如其他职业群体那样,形成一种职业的群体性的内在聚合.     

论明清家乐的导演体制及其对明清戏曲导演理论的贡献

由“家乐主人”、“家乐教习”、“观众顾曲家”三者通力合作而构成的明清家乐导演体系,改变了职业戏班“以优师之耳目为耳目”的重表演、轻导演的戏剧理念,实现了集体导演的构想。明清家乐完善的导演体制不仅促进了家乐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明清戏剧导演理论的成熟和完善。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

明朝人突破以往主要由官方垄断记述日本国情的传统格局,纷纷私撰记述,其数量之多,所述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反映出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认识、了解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了中国古代认识、了解日本的一个新时期。之所以如此,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客观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班军:从操练之师到职业工匠——明代北京城防御战略转变的一个侧面

班军本为戍守京师而设,然承平日久,班军却从操练之师渐渐演变为职业工匠。这一转化的过程,既是卫所制度和班军制度嬗变和没落的过程,同时也是明代北京城军事防御战略转变的结果,即从原来战备型的操练防御转变为承平之时以长城为防御屏障的日常防御;从以北京城为中心转变为以京畿地区为中心的战略防御体系。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它繁盛流行于明代,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的积极原因。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