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

如何实现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的学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学的国际化固然重要,经济学的本土化更是不容忽视。在此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去分析经济学教育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提出实现其本土化的途径,以期为经济学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实现提供参考。     

“中国模式”和中国学

近几年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典、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以及中国政府在处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有效举措,更是凸现了"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但在国内外学者关注"中国模式"的背后,我们发现有三种倾向需要防止.     

神会“中国马克思学”的“实”

"中国马克思学"在当代的出场,必须抓住其"实".从内在属性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从方法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遵循解读而非解构的学术主旨;从价值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从时代定位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     

中国社会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之知识论探析

"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多年来备受中国学界关注,2018年谢宇与翟学伟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所秉持的却都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原则和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既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亦非片面追求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学者们加强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积累,深化对西方概念体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的理解,并进一步对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进行反思。只有将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与经验相融通,我们才能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30周年华诞。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成为深刻反映学术前沿、时代精神和中国经验的权威阵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高端平台,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的重要窗口。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不断推出新人新作,团结了一大批学界同仁,成为当代中国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摇篮。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本刊编辑部以《中国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为主题,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其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俞吾金教授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治学经历,回顾并反思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希望这份中国学术界最有创造性的、顶尖的理论刊物,在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探讨了现代社会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及其路径,希望《中国社会科学》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出新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梳理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30年历程,认为中国政治学在经过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应向本土化阶段跨一大步。希望《中国社会...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美国的比较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生气勃勃,并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的比较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世人瞩目的。它迅速地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并参与了理论争鸣,且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既然比较文学早在80年代的中国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它既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同时也具有跨越学科和学术领域之特征,目前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中西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冲击和挑战时,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有着相当的活力,并与世界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在近几年里在学科建制上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此外,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前沿理论课题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和拓展,从而使得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参与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和对话,并发出日益强劲的声音。     

中国社会学人的“本土化”意识与知识生产

“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之问。通过实证分析可发现,超过六成的社会学人对“本土化”持有积极正向评价,学术声望越高的学人对“本土化”越为开放和包容,高跨国学术资本者更强调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的相通性。此外,学人所熟知的理论家依次为经典学者、欧陆学者、本土学者和北美学者,而拥有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博士训练的学人对本土理论家的熟悉程度明显偏低。学术声望和学术权力对学人的中文论文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效应,跨国学术资本则在英文论文发表的作用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意识对学人的英文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正效应。总之,社会学人在“本土化”态度上求同存异,在理论家偏好上注重经典,在知识生产上呈现“多重二元”。深入理解“本土化”意识在知识生产过程的作用,对建设和完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启发性。     

中国应该建立“五四学”

<正> 最近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的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拂动下,社会科学园地里,枯木逢春,新蘖丛出,一片葱郁景象。各个学科都形成了一些学术热点,涌现出一批新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当前的“五四”研究,与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国内至今还没     

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

构建“中国生活学”是黄现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构想,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仍属首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食衣住行生活后,受当时倡议“史界改革”的新思维意识的影响和“日本生活学”相关方面研究的启示,黄现先生对“中国生活学”的研究对象、定义、学科设置以及研究方法或手段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提出了框架构想。黄现璠先生学林耕耘、辛劳艰苦,拳拳之心令人景仰,切切之意发人深思。本刊刊发此文,既是为了让世人了解黄现璠先生的“中国生活学”研究历程与相关成果,又是为了引起学界对构建“中国生活学”的关注、探讨和研究。本刊将为“中国生活学”的研究者提供研究平台。     

我的“中国问题学”研究

我的中国问题学不是纯学问,而是学术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侧重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如劳教、信访、户籍、三农、反腐败等,不能因为它们“敏感”,学者就不去关心、研究;越敏感,越回避,问题堆积越多,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爆炸。如信访,我经常接到血泪投诉,有的上访十多年了甚至几十年,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在上访时被打死,面对这些,你如果还是无动于衷,不去理会,不去写文章探讨合理的制度、帮助政府、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恐怕你就是冷血知识分子了。所以,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良知;在我看来,学术没有禁区,研究没有禁…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学术思想要走向世界,应对海外中国学有所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涵盖很广,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含在中国学之中。但一般说来,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类。前者可以为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为后者提供一些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后者则是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从哲学方面来观察,西方一些汉学家近年来研究中国学有三个新视角:一是在中国文化中寻求具有某些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二是以迂回与回归的模式研究中国学;三是再度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这启示中国学者: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参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讨论与建设,努力寻求在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对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资源;不仅要把中华文化中有特殊价值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人类社会,还要认真研究和发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洪业与中国的“引得”之学

洪业（1893年一1980年），号偎莲，福建候宜人，早年留学美国，获神学与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研究西洋史和神学。1923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历史教授，研治中国史，先后发表中英文论著近百种。当顾颌刚等人掀起“古史群”高潮之后，洪业积极投入整理国故运动，致力文献古籍的整理，亲自主持编制出大量经史子集名著引得严不仅嘉惠学林，而且为我国传统的文献学开创了新局面。由于他“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因而被学术界赞为是“代表了史学现代化的第一步”。o鼓就其引得工作略述如下。我国的引得之学，至迟可以上溯…     

变“要我学”“教我学”为“我要学”“我会学”

学生认知、情感、意志、能力四者和谐的发展,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保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生的学习情绪调动起来,让他们求知若渴、欲罢不能;把学生的情感激发起来,让他们有充分的情感体验;把学生的思维激活起来。然后通过教师的激疑、设疑、导疑,促使学生思中有疑、疑中有问、问后有悟、悟后再疑;把学生的自学劲头鼓动起来,变"要我学""教我学"为"我要学""我会学"。在教学实践中,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索。     

本土化：中国社会学20世纪20～40年代的探索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学的建构期。如果说社会学从19世纪末开始的导入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过程的话,那社会学的建构也正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要求,也是社会学学科化的必然。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崛起。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将马克思与孔德、斯宾塞同列为社会学的鼻祖之一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中国共产党人的热心传播和倡导,尤其是通过“问题与主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得到了长足发展。在20～30年代,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及学者…     

中国英语的本土化研究

中国英语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英语学习中产生的。本文通过对中国英语概念、现状的研究，论证了坚持中国英语本土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论证出只有采取多渠道的发展途径才能维护和促进中国英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中国古典美学“趣”范畴的审美解析

趣”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学范畴,它的形成过程可概括为：汉代及以前是其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是其过渡期,唐宋是其成型期,明清是其兴盛期。在传承发展中,“趣”由最初的非审美系统扩大到审美系统,意义不断延伸,使用范围也日益扩大,最终呈现出“自然之趣”、“艺术之趣”、“人心之趣”三种表现形态。同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趣”表现出主客观统一性、依附性和“反常合道”性的美学特征。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中国古典美学“道”范畴论纲

“道”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范畴。把“道”范畴置于审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描述“道”范畴从哲学领域向审美与艺术领域延伸的脉络和流变轨程,厘清儒道两家涵指的殊异与审美特征,抉发“道”范畴不同的内涵层次,对于确切把握中国美学其它范畴,昭示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当有助益。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研究综述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土壤,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及元明清产生、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其内涵由一个自然概念逐渐丰富为内蕴醇厚、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体现了千百年来古代先民的诗性智慧和民族品格,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广阔的美学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