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霸权实质及其衰败

西方“普世价值”观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理念普遍适用且不可超越,企图强行将全世界都融入西方秩序,回归西方文明。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西方把自身占有垄断地位和垄断话语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各国,它的存在前提就是不平等的,是西方霸权思想的集中体现。因此,对西方“普世价值”观进行正确辨析不仅有利于认清其霸权实质,也为继续解构西方中心论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基于三重维度的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以及对世界历史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彻底摆脱"东方社会停滞"等"西方中心论"词语表述影响的同时,把其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彻底超越了"欧洲独特"说,最终完成了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并据此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指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底蕴。     

“欧洲中心论”概念的历史考察

"欧洲中心论"这个词语在20世纪才被杜撰出来,然而这一概念的萌芽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率先从政治、气候、环境等方面将古希腊罗马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16、17世纪欧洲各派思想家则把欧洲视为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已具有用他们的文明去征服世界的思想意识,经过18世纪西欧各派思想家的研究和论述,欧洲中心论初步成型,成为一个包括政治制度、民俗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形态等各方面特点的复杂的概念。到19世纪,通过历史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欧洲中心论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社会广泛使用的一种"科学"术语,其理论内涵显得更为系统、更加规范。20世纪反欧洲中心论讨论中赋予了这一概念新的内涵。     

我们时代历史认识的范例——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史构想与“回归亚洲之路”

卡尔·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世界史构想是他对未来一切历史哲学的一个独创性理论贡献,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他的历史哲学思维当作我们时代历史认识的一个范例。雅斯贝尔斯率先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全体重构为新的世界史图式,使前所未有的世界史认识成为可能。他的世界史观全面地以经验的历史为根据并且从它自身中展开历史进程的模式,鲜明地凸显了世界史的历史认识以及世界全体的统一体意识。他的世界史观告别旧欧洲传统,回归亚洲之路,突破近代西方"欧洲中心论"的传统思维方式,从人类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从而将整个人类置于世界历史的同一个联系之中。     

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

中国史学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其实有复杂的西方学术背景,并不是中国学术固有的术语.将这些概念还原到其西方学术脉络中,还原到其传入中国学术的历史背景中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真实涵义,对于历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medieval"或者"middle ages"是欧洲史学家在17世纪开始构建出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欧洲主流的历史观是antiqui-moderni(古-今)模式.欧洲史学家之所以在"古"和"今"之间构建出一个"中世纪"阶段,有其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历史背景.从17世纪末开始,ancient-medieval-modern这种三段式的历史观成为主流.而后,随着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的扩张,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一历史架构逐渐被欧洲文明之外的文化体,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其西方学术背景及其融入东方学术脉络的历史.     

历史哲学与中国文明的思想负担

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面临着西方"形上之道"的挑战。但按照西方的"形上之道"有古今之别的区分,中国文明迄今仍然面临的思想压力其实来自近代欧洲哲人建构的历史化"形上之道",即通常所谓的"历史哲学"。如果我们细看西方历史哲学在其建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化的"形上之道"不过是欧洲现代文明自身带有根本痼疾的反映。中国思想如果不再把西方的历史哲学变成自己的哲学,中国文明就无需承受西方历史哲学的负担。     

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依托苏醒的中国史观,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主体性实践。西方汉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并向中国学界展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后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所蕴藏着的无限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跨文化研究的话语——关于历史思维的讨论

跨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认同问题与历史意识紧密结合,对文明的宏观研究可以从对历史意识的研究做起.在关于跨文化历史思维项目的讨论中,学者大多都能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开展积极的对话,能够认识到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态度的学者已不多见.有关历史意识的讨论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确立了元概念之后,还进行了量化比较,提供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典型.当前世界文化的某些趋同现象的问题的核心是采取什么立场和以谁为中心.在文化传播中强调西方的主体和主动作用,就是西方中心论;强调吸取者主动学习西方,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把他者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加以融合、改造,从而创造出一种既具西方色彩,又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的新文化,就不是西方中心论.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与时代逻辑和全球视野

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主义把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了自身的研究范畴 ,试图在整体上解答当代人类所遇到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其理论学说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念和价值观 ,它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 ,对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具有时代现实性     

发展伦理与西方中心论——发展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西方身份并不是西方中心论的必然条件,但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论的."神圣古希腊"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作为一种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作为西方历史、精神和逻辑优势论的统一,西方中心论是对东西方关系、西方文化自信的扭曲反映.没有对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的超越,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的真正合理化.对"发展"本身、"伦理"本质及"学科"建构方法进行深层反思,是发展伦理学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知识基础.确立全球视野、推进感性交往、加快自身发展,是应对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实践路径.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也要避免走向东方中心论或其他类型的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     

文明论与普遍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研究的根本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亟须在世界历史哲学的层面展开基础性的方法论反思。"文明比较"作为中国道路研究的一种根本视域,实际上是"文明论"与"普遍历史"视角的有机统一。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重要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有机统一的基本范例。当代中国道路研究,应当立足于"文明论"基础之上,建构一种能够真正切近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更高意义上的"普遍历史"叙事。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和超越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宣告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神话的破产,冲破了西方文化(文明)优越性和中华文化(文明)劣等性形而上学思维的桎梏,颠覆了欧美世界"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丰富和促进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及其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其文化意蕴重大而深远。     

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

当今中国普遍流行的"东西方"划分让人们的思维方式格式化了,以至于我们的教科书中充斥着戴有"西方"帽子的学科领域。笼统地划分中学、西学,所犯的一个简单错误就是将不同时期的文明成果混淆到一起。而事实上,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文明接触才激发了欧洲的思想变革,催生了现代世界。这个现代世界既不同于传统的亚洲,也与传统的欧洲没有多少必然联系。然而,当现代性被强加于中国等非欧洲国家时,却是以西学的面目出现的,因此造成了"现代即西方"、"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误解。中国知识界从晚清以来围绕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进行了多次论争,由于不能区分西方与现代,无论是西化派、本土派还是互补派,都难以产生压倒性影响。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摈弃"东西方"两分法,戒除动辄诉诸传统的思维习惯,在实现充分的现代化的基础上,引领"全球共同体"的建立。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结合资本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对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英国侵略与亚洲社会的关系,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辩证分析。那种指责马克思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鼓吹者、英国侵略的辩护者和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到了晚年时期,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出发,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路径,改变了前期的一些看法。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仍然认为,落后国家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或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苏联道路的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然而,由于苏东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苏东道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道路不仅证明了社会形态跨越论的科学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而且也超越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可能方案,实现了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和落后国家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中西比较中的求同趋势与汉学主义之根源

汉学主义是与汉学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西方对于中国研究的一种知识范型与学科体制的建构,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汉学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一种西方中心论操控下的产物。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强势话语占据主导权,中国知识形态的现代化演变为一种全面西方化的趋势,传统、历史、现实之间被割裂,而比较文学的失语症正是盲目向西方趋同的一个重要表现。针对汉学主义产生的相关问题,变异学作为一种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强调在一种交互、混生的状态下在异质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自然合理的文化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一种真正的内在平等,同时也为解决汉学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