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壁垒下我国对外投资的策略转变

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扭转出口贸易颓势,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掀起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战争.在这场贸易保护大战中,货币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而以货币为手段的贸易壁垒也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巨大发展.狭义的国际货币壁垒,目前的表现形式虽然仅有能源货币和汇率控制两种,然而,随着各国对未来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发达国家有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货币壁垒手段,对目标国家经济运行发起攻击,以间接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为保障我国投资领域的相对稳定,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对安全,我国必须适时调整对内、对外的投资策略,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投资困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也将随之“走出去”,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并以IDP假说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作的宏观分析和实践检验说明,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目前并不是中国企业大举“走出去”的最好时机,断定中国会引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次浪潮”,似乎为时尚早。我国政府可针对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采取导向性的措施和手段。     

从“利益交换”到“利益平衡”——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缔约理念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中国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兼具资本输出国的身份。利益交换的缔约理念不能适应中国身份出现混同的情形。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基础。所谓利益平衡即以投资者私有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以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为边界,将投资者私有财产限制在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最终达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和东道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实现两者的平衡保护。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影响母国对外投资的因素较多,其中不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母国对外投资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厘清“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企业的稳定性与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实证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风险中的外部冲突、法律秩序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在不同的BIT指标影响下,我国对外投资与双边协议的关系不显著,其主要是受到我国双边协议质量低以及对外保护程度不足的影响。     

双向FDI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吞噬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科学评判国际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衡量外资绩效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利用2000—2018年中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检验双向FDI如何影响劳动力成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伴随着双向FDI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成本表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一影响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更为显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更多表现为倒“U”型关系,但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则显著推动了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进而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双向FDI的扩张无疑加剧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压力,应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调整优化引资规模与结构,鼓励增加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东道国特征与行业差异

文章运用来自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1991-2005年间流入中国的FDI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FDI规模和FDI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FDI的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政策、地理距离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东道国特征的制约.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程度最敏感,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最小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吸引更多的技术密集型FDI,进而可以提高我国吸引FDI的质量.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投资竞争力比较分析:基于德资企业的视角

中国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体制转轨进程,并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吸引的FDI中,德资企业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从德资企业视角出发,可以从一个侧面比较和分析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竞争力,两者之问各有所长,但中国的整体投资竟争力高于中东欧国家.     

数据的投资适格性及中国因应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引领了未来跨国投资的趋势。对于数字经济企业而言,数据能否成为适格投资而受到国际投资协定保护,是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已受理了绝大多数投资争端案件,是未来处理数据投资争端的重要平台。仲裁庭审查数据投资适格性时,应综合分析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定义和ICSID仲裁实践中发展出的投资客观标准。中国是数据资源大国,数字经济企业也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应积极应对将来的数据投资争端。为此,中国应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利用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修订和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定义,并进一步明确投资应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平衡东道国数据规制权和促进数据投资自由便利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分析

文章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模型,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是在满足国家利益动态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企业国外经营与国内经营总收益的长期动态最大化;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必须要协调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加强企业投资监管,建立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