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绥远抗战爆发的原因

绥远抗战虽为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局部战役,但它以“九·一八事变”后首次收复失地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本文仅对绥远抗战起因,略作探讨. 绥远抗战得以爆发,当然与战役的直接组织者、指挥     

从《孩子的讲演》看萧红的抗战文学

萧红抗日文学作品与主流文学风格的疏离使她成为一位争议颇多的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孩子的讲演》可以看作是她对创作时的时代环境和自身心境的展现,以及对创作抗战文学的独特思考。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文学主流中,坚持适合自身特点的创作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和女性视角。     

新诗的历史构想与20世纪中国诗歌的关系

新诗的历史构想,是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家们对新诗在文体特征、具体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设想、期待和想象.这些构想描绘了新诗的理想形态.尽管关于新诗的构想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对后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至关重要.它们引导和制约着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新诗的评价.     

李辉英和他的抗战文学创作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深地怀念为中国抗战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东北爱国作家李辉英。 吉林省籍香港作家李辉英(1911—1991)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这位左联老战士,三十年代初崛起于文坛,始终把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旋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抗战题材作品写得最早也最多的一位作家。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21岁的李辉英,以一个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不可抑制的愤怒和仇恨,投身子抗日文学的创作。 五十多年来,李辉英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抗战烽火中,还是在灯红酒绿的烟花港岛,他都以反映抗日斗争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母题。他先后出版了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集9部,散文集3部。     

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

在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作家从寻找抗战力量开始,到描写抗日战斗,直至亲身上战场感受战争,最后对战争进行了人本思考,其作品具有与一般抗战文学不同的特点。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作品的艺术色彩,西南联大文学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抒写抗战内容,创作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水平,取得了描写抗战的最高成就。认识西南联大文学的成就,或许能够充实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抗战文学的贫乏内容。     

殷白与抗战文艺

殷白是抗战初期投身革命文艺工作的一位老文艺家。他在文学创作、评论、组织和编辑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早年的创作反映了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晚年的抗战文艺研究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学观,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情绪 真率 音乐——郑振铎对新诗路向的追求

郑振铎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之一,集论、创、译于一身.他的诗论丰富、深刻而富开创,是新诗史上重要的文论,涵盖了新诗的本体论、创作论以及新诗的鉴赏和批评等主张.情绪、真率和音乐美是郑振铎新诗本体论、创作论与审美标准的内核.     

论革命叙事视野下抗战小说的史观构建

抗战爆发后引发的新的政治结构变化,影响到了文史观念的塑造。发轫于抗战期间的抗战小说,自然也受到史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抗战结束到"文革"之前,在唯物史观的逐步影响与支配下,革命叙事的写作理念成为主流,抗战小说呈现出革命至上的创作理念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至今还在影响着抗战题材小说的史观构建和审美风貌。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失落的女神——《女神》及其新诗“现代性”问题

在郭沫若研究与当代学术界接轨的过程中 ,与《女神》相关话题的新诗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理解《女神》创作的现代性问题 ,也是解决新诗现代性乃至五四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现代新诗从其产生之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征 ,《女神》以及现代诗直露的抒情方式及其相应的平民意识成为现代诗人情感爆发的先河。     

清末民初“新诗”与“新歌”的合流与分化——以赵元任《新诗歌集》为中心

晚清时期,梁启超等提出诗词合乐的构想.文学、音乐改良者携手创制乐歌,试图完成“新诗”与“新歌”一体的转换.但由于两种文体的差异,诗人的创作往往并不能适应谱曲的需要.民国初年,“诗”“歌”合流逐渐成为新音乐和新诗发展的阻碍,在赵元任《新诗歌集》中鲜明地呈现出二者的矛盾.民国初年,龙榆生提出“新体乐歌”的概念,标志着“新诗”与“新歌”的分化.     

抗战的山西与山西的抗战——论山西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现实与趋势

山西表里山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均意识到山西对于抗战全局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将山西开辟为全国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主战场。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的有识之士还是共产党的战略家,均不遗余力地宣传、强化山西在全民抗战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山西成为敌后抗日中心地带成为历史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抗战史研究,突出了革命史的话语,使得山西抗战这一地位更为确立。到90年代之后,在继续坚持革命史话语的同时,受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的影响,山西抗战史研究受到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迎来新的发展良机。未来的山西抗战史研究,将会进一步突出和强化资料、方法、多学科研究的特点,取得创新和突破。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主要表现在:拥蒋抗日、发动民众、联共抗日。这表明他的思想介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及共产党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之间,与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从话剧《茶馆》看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

老舍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作为幽默大师的老舍,在创作其作品时经常把喜剧性和悲剧性巧妙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寓悲于喜、寓庄于谐的独特艺术风格,诙谐幽默的语言往往描绘着一个个令人叹惋的悲剧。话剧《茶馆》典型而又鲜明的体现着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风格,剧中人物的言语诙谐幽默,人物的命运悲剧寓予其中。老舍通过对人物的简要塑造,旨在探究人物的喜与悲的社会根源。     

“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

在现代新诗历史并不悠久成就却很辉煌的３０年间,出现了众多诗学取向,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新诗的“大众化”。正是对“大众化”的自觉追求或适应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现代诗人对民歌民谣表现出了一种广泛而持久的兴趣。于是,歌谣化不仅成为我国现代新诗中具有普遍性和最值得重视的创作趋向之一,而且集中表现出三次大的诗歌潮流:第一次是“五四”时期,以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第二次是在３０年代前期,以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左翼革命诗歌为代表;第三次是从３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的抗战胜利前后,主要体现在晋察冀诗派的创作中…     

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在东北十四年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抗战初起 ,中国共产党支持、参与民众自发的义勇军抗战 ,并组织义勇军队伍。在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战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东北抗日联军 ,在日伪残酷的殖民统治下 ,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坚持抗战。 1 940年后 ,为保存实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越境到前苏联远东地区整训 ,同时抗联小部队一直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活动 ,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