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文学、文本、审美与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探析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是其意识形态观的核心内容,他对文学的生产方式、文本的生产过程与产品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中的审美领域进行了特定的考察,从而对意识形态的生产何以可能进行了回答。他发现文学、文本和审美同属于意识形态,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都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他以独特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结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梳理和把握,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功能的视角看“的时候”

本文尝试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汉语“的时候”进行功能分析,旨在提供一个功能角度解释.“的时候”可以分析为助词“的”与名词“时候”的词语搭配之外,还可能是“的”与“时候”融合成“的时候”,形成一种语法手段;从词汇到语法,意义逐步虚化,体现了词汇与语法的互补.     

文本“有限性”与理论的历史赋形——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生成的文本学逻辑

学科形式层面的马克思文本"有限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科形态发展具有重要的构成性作用,其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借由马克思文本的学科整合关系,不断向马克思文学论说之外借取资源,最终形成以"科学""哲学""文化理论"等为学科认同范型的多种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有限性"及其所引发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历史赋形特征,有助于破除后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专占尚同"的不良倾向,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视野、言说方式及生成空间的有机拓展。     

文学想象与民族志书写——王小波同性恋作品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不仅仅是对某个族群民族事项的记载,也是关于小型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或大都市小型社群的边缘人群的描写.本文主要选取王小波的三个同性恋文本——社会文本、小说文本、电影文本——来进行分析,以"纪实与想象"为视角切入,建立起三个文本之间的关联,并试图从中得出有关不同文本之间"想象再生产"的初步探讨.     

论沈从文式的“湘西人性”之成因

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大体而言.从沈从文开始创作的1924年至1934年他重返湘西前的这十年间关于湘西的作品,都可归入"湘西人性"之列,以"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为核心.导致沈从文选择"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作为"湘西人性"内涵的深层原因有三:一是审美创造的"回忆"所致,二是"感觉的结构"所致,三是文化"模子"所致.     

人伦之“分”与人的存在方式——先秦儒家人性理论新解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分"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核心之义为等级意义上的"区分、辨别",此种意义上的"分"本质上为人伦之"分"."分"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贯穿于儒家人性理论中,先秦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分"而展开的.这种思考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其一,"分"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源,儒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分"对于人的存在的本源性意义;其二,"分"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之解释,儒家认为,只有"分"才能恰当地解释人的生存方式,也才能将人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其三,"分"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安顿.对人伦之"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先秦儒家人性理论.     

虚实之间 别开艺境——刘熙载《艺概》中“虚与实”概念的美学探析

本文探讨了清朝文论家刘熙载《艺概》中美学概念“虚与实”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以及在艺术和写作技法上的应用。对“无中生有”、“异形而同品”、“艺术通感”等概念进行了独到的诠释；并对刘熙载关于虚实关系存在的两种情形和其运用的限度加以述评。     

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到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大历史”观视阈中的鲁迅:贡献和局限——兼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运用"大历史"观的视角、理念和方法来审视鲁迅,也就是要把鲁迅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乃至整个文明转型的特定境遇中来进行认识、把握,审视他的精神、思想和人格,以及他的创造性的文化实践及其价值意义,确立他在中国文化的转型进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局限性。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类型与变异——论东亚文学视野下的“杜子春故事群”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的研究中,文学类型、文本变异的促因及内在规律探索十分关键.唐传奇《杜子春》取材自佛教故事,主旨却宣扬“成仙不易”的道教观念.该传奇对后世及东亚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引起日本、朝鲜文人的仿做、改编,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的“杜子春故事群”.以类型学理论和“文化过滤”理论对“杜子春故事群”进行阐释,可见东亚修炼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宗教趣味.     

终极关怀观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

在人类终极关怀问题上 ,黑格尔的价值思路对马克思具有诸多启迪。但从最终的理论成果看 ,马克思毕竟超越了黑格尔。这具体表现为 :在终极关怀的依据方面 ,马克思以“内在于个人的实践整体结构”超越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整体凭借” ;在终极关怀的主体观上 ,马克思以“现实个人本身”取代了黑格尔的“源于绝对精神的人类集体” ;在终极关怀的实现问题上 ,马克思以“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否定了黑格尔的“个人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究其根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立足于“人类解放”的思维路向 ,确实在质底上胜过了黑格尔“国家整体主义”的价值旨趣。     

“载道”与“覆道”两极的展现——儒家仕隐观政治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了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对位阅读”与英国小说叙事重构——爱德华·赛义德独特的文学文本批评视点

赛义德以异于主流文学批评的文学阅读和批评视点——对位阅读,对丹尼尔．笛福、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金斯利、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数十位作家的经典小说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分析,揭示出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隐形的主题与文学叙事如影相随。赛义德通过“对位阅读”独特的文本分析视角和批评策略,将那些隐匿在文学叙事主题中被压抑或被排除的若隐若现的历史背景,以及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两种对立却又相互依赖的潜藏力量进行“挖掘”和“表述”,将文学、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帝国背景中显现出来,使它们得到发展、表述、扩充和批评。     

改造与重塑——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戏子”群像及其功能性特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人面向工农兵作最民间的写作,要让不识字的战士、工人、农民也能通过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等方式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接受者。主流文艺政策对"戏子"的改造与形象的重塑影响深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纲领性的文艺政策统帅了解放区乃至当代文学,也渗透到表现"戏子"生存状态的作品中。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为作家们开拓出另一种表现空间,文学作品中的"戏子"形象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方式重新塑造。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99四川崇州“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99年9月7日至10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崇州市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召开了“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孔学研究专家60多人.与会者认为孔子思想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将讨论的内容综述于下:……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新探——基于《国会记录》的文本分析

自1987年以来,美国国会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涉藏议案".这些议案的基本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作为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组成部分,这些"涉藏议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它不仅使美国对中国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干涉长期存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