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金明馆教泽的遗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寅恪先生在寓所“金明馆”开设“元白诗证史”讲席,以口语的形式阐述《元白诗笺证稿》,别开生面。他通过元稹和白居易的著名诗篇探讨唐代社会生活,在时空坐标中考察人事,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作出明确区分,演示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关于杨贵妃入道年月的考辨,事关唐代宫史和王室婚姻的礼仪,并非烦琐之谈,而是解读《长恨歌》应有之义。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新证

徐、林恋情之所以复杂莫辨,是因为现有史料信息的含蓄和两可造成的,这种隐晦不明的现象源自康桥日记的散佚和当事人的讳莫如深。为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我们从“隐中辨”走向“显中寻”,从胡适、费慰梅和李欧梵这三家资料的显性信息出发,进行搜证和梳理,得出徐、林相恋的明确结论。并紧扣“此中果有文章”这一核心话语,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对《那一晚》的诗本事和诗歌意象作了具体解读,以揭示徐、林英伦生活中被遮蔽的隐情。     

国土抗争之歌：艾青与韩国现代诗人李陸史抗日诗之比较

在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年代,中韩两国出现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其中以艾青和李陸史的诗作为代表。艾青与李陸史的抗日诗在意象描述、情感基调、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的抗日诗中都出现了“雪”“土地”“冬天”“北方”等意象群;其次,两位诗人形成了“忧郁-绝望-希望”的情感基调的同步;最后,他们诗文的语言风格因宣传政治目的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各具特色,艾青的抗日诗追求直白的朴素美,而李陸史的抗日诗追求隐晦的含蓄美。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皎然"诗教"说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他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而他教人写诗亦并非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以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 <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钱注杜诗>以诗利、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诗史”倾向与怎样解读历史上的诗与诗人

昔人的诗是否即为自述的信史 ?我们今日怎样解读古人的诗及怎样看历史上的诗人 ?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因“科学”正名而复兴 ,出现了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倾向 ,体现在诗的领域便是视诗如史。其实历代诗多比兴 ,未必实录 ,故宜跳出“诗史”心态 ,以诗读诗 ;并进而从语境与文本的时空关系探索以意逆志、论世知人的解读方法     

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

中国古代的诗乐关系主要建立在三个层面上。国风及其流变属于第一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丰厚的民俗资源为依托 ,以乐府民歌、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可歌”之作为主要载体 ,内容偏于缘情 ;变雅及其流变属于第二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贤人君子”的人文关怀为依托 ,以言志诗和旨在“达其情志”的古文为主体 ,不一定“可歌” ,但都注重“从声音证入” ;雅颂及其流变属于第三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国家的重大典礼为依托 ,以用于朝廷郊庙的乐章为主体 ,虽然“可歌” ,却旨在建立政教的威严 ,而与缘情无关。就狭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言志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可能居于优势 ;就广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缘情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明显居于优势。原因在于变雅和雅颂与政教对应 ,国风与民俗对应 ,而民俗总是比政教更具潜移默化的力量。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本文从“最渊博、最有识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神游冥想真了解”、“以诗证史”五个方面 ,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 ,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 ,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唐代宫中的竞渡游戏——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这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唐代宫廷游戏中女性的男性气质——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高阳说诗: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

《高阳说诗》是高阳的诗学代表作，曾获学术界很高评价。高阳说诗师法陈寅恪，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这是传统诗歌考据学在现代的新发展。本文试图揭示高阳说诗与陈寅恪说诗的渊源关系，并试图通过两者之间貌同实异奇特关系的比较剖析，来探论诗歌考据学应有的学术方法、学术规范、学术性格及其现代型态。高阳私淑陈寅恪的直接证据，共有四条：（一）虽然，高阳写旧体诗的老师是“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学藩）先生，在《高阳说诗》（增订本）序中，也说过“我在诗上的一点浅薄功夫，无论是‘作’还是‘话’，都颇得周弃子先生的教益。”…     

朱熹《诗经》解释方法新探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过去，学者们研究朱熹的《诗》学，多侧重于淫诗、美刺之说，雅正邪郑之辨，《诗》“六义”等方面。对他的解《诗》方法，指出能用文学家的眼光看待《诗经》，而对其具体内涵尚缺乏系统、详实、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新的角度初步探讨朱熹的解《诗》方法，聊作引玉之砖，请同行专家指正。一、驳以史证《诗》有来一代，疑古学风大炽。自唐初由官方颁布，盛行几百年的《毛诗正义》及其定本的权威地位，自然也受到学者们的辨疑。欧阳修、苏辙首先发难，他们通过考证文字训治，辨说毛传笔…     

三代史官传统与古史传述方式

三代史官文化具有巫史合一、瞽史一体的传统 ,《尚书》的文体的记言及其巫祝色彩表明 ,瞽史巫祝的言语为后世各类文体的渊薮 ,而《尚书》篇章的韵文化现象 ,也揭示了三代“史”、“诗”形态重叠源于瞽史一体的传述方式。     

疑案破解既有成 文学史理当改写——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之研究成果为例

编著文学史时,对于文学史料的收集、文献的鉴别去取,以及资料的安排运用,应当谨慎从事,但也不应划地自限,固守成见.而应收集对文学史中某些疑案能有所突破的论著,将其见解,适时编入著作中,以修正原有的观点.木斋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是就诗证诗,或以史证诗,条分缕析,详加辨证,其对学术的贡献,应是毋庸置疑的,也应当为文学史家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