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本文认为,这一危机在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由主义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的“恶”.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在道德上要求个人的真正服从.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危机,本文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在早期现代兴起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问题”,也就是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将国家本身去宗教化和去道德化,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为建构.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建构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念.而洛克则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家的绝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捍卫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的道德优先性.卢梭和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性前提,另一方面试图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无论在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激进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承认.本文的结论是,要想重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我们必须站在一种超出现代性的更高视野去反思现代性的前提.     

卢梭及其人民主权思想述评

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社会契约论》作为政治哲学代表作,深刻批判了封建法权观点,全面阐明了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他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主张,为资产阶级使用“以暴抗暴”的原则推翻封建专制树起了一面政治大旗。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性,卢梭人民主权思想虽有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性,但这种民主对广大被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来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一种空洞的许诺,所谓全体人民享有主权也只是一种幻想。     

文化与社会结构——文化概念解读之二(上)

在如何看待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和分歧，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的哲学立场所致。强调社会结构的观点显然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与文化，强调文化的观点则是站在符号论的或观念论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与文化。这种哲学立场或文化观的对立在当代已开始走向趋同，越来越强调文化与社会的互为构成和相互作用     

论“庄周—卢梭问题”

论“庄周—卢梭问题”刘明《爱弥儿》开篇第一句话是：“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都变坏了。”伟大的启蒙哲学家卢梭就是这样，以他对迄至１８世纪的文明社会的激烈批判表明了自己与以伏尔泰、狄德罗为代表的精英学者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历史哲学，后者...     

论孟德斯鸠自然法观的内部张力

孟德斯鸠的自然法观横跨了古代与近现代自然法学的立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先验理性正义,又包括近代勃兴的自然主义正义。两种论证进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孟德斯鸠试图在其中保持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价值论证之吊诡的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对人之复杂本性的深刻洞察。     

卢梭政府理论新议

卢梭认为,政府起源于主权者的创制,是主权者与臣民的中间体;政府的合法性在于人民的委托,其权限和行为要服从公意;政府的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保障人民权益,服从公意。从理想类型来说,卢梭并没有主张小国寡民式民主制,相反更倾向于贵族制。     

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借鉴与超越

以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权能平衡为基本内容的孙中山的权能分治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厚的中外思想渊源,其中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成为孙中山权能分治学说的主要思想渊源,对其,孙中山既有借鉴也有超越。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主义

道德哲学家们在马克思和道德这一难题上依然有分歧。19世纪资本主义的激烈的道德批评者怎么会将道德斥责为意识形态的陷阱和骗局呢?在《马克思主义和道德观点》一文中,凯·尼尔生集中阐述了他多年来对此问题的思考,他力图恰当地去协调马克思的道德主义和非道德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道德概念的合理性画了一个大问号。这一理论把文明的每一阶段或阶级社会解释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每一阶段都有利于某一特殊阶级的统治,而其社会控制又得到了在     

不可能性:后马克思思潮的政治立场

齐泽克基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发挥了某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话语,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不可能性的逻辑。这种话语是通过对传统主体观的批评来实现的。站在拉康之残缺或空无的主体性立场上,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社会解放,转向寻求一种与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民主主义相容的解放立场,并把政治学本身引向无止尽的意识形态斗争。     

善的哲学与善的布道——舍斯托夫论尼采道德学说

尼采曾经相信善的力量和道德理想.后来疾病使这一信念受到严竣考验,开始了道德批判.尼采道德哲学的新意在于把道德和"善"作为问题的形式加以提出和检验.他通过自己的苦难与不幸获得了对道德的新认识:善人也会受到良心之苦,良心也会起来反抗善;爱与怜悯的背后隐藏着软弱和虚伪.因此尼采批判传统道德,寻求一种更普遍的爱和更高级的正义.当这一寻求长久无果的时候,尼采便为了自我辩护而开始用"超人"学说、"贵族主义"和"爱命运"来进行善的"布道".这就是舍斯托夫对尼采的"心理学"解释.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人权的尊重和抵抗主义——东西抵抗权论的各种形态和课题

一、问题所在:良心与不宽容有一个法学家叫拉德勃鲁赫,他反对纳粹主义,公然和希特勒政权作对。他持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态度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致力于表现“对实践理性的最强诉求”这一相对主义的伦理观。针对纳粹主义,他主张“相对主义是普遍的宽容,但对‘不宽容’却不是宽容。这一主张非常有名。从这不宽容的主张里我们可以得出拉德勃鲁赫的立场“不是踌躇的相对主义,而是斗争的相对主义”。对主张自我价值观的绝对性,不允许价值观间的相互批评的独善态度,拉德勃鲁赫果敢而自信地与之进行了挑战。“相对主义就是在敢于向论敌那难以被…     

尼采权力意志论批判

尼采(1844—1900)是德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期活动的哲学家,是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中最反动阶层的代言人。他出身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父亲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因与普鲁士王弗里德利希·威廉有故交,得恩宠,尼采自幼接受了贵族特权阶级的教育。他们家中的全部生活方式均是贵族式的。尼采自称远祖为波兰贵族,他也以出身贵族而自傲。他的一生始终是站在贵族老爷等级立场上,为他们服务。尼采1864年进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他学的是语言学和神学,但喜爱文艺。他后来的著作大都以文艺形式写成。1869—79年,他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1880年因病辞去教职,在以后的十年间,他到过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的许多地方,寻求医疗并继续从事著述。1889年完全疯狂,被送进疯人院,后来到魏玛等地休养,直至逝世。     

舆论支配与三重社会图景：涂尔干对卢梭社会学说的再造

舆论支配既是卢梭阐释社会状态的关键，也是涂尔干分析社会事实的重要参照物。借助舆论议题，涂尔干在改造自身解释系统的同时再造了卢梭的社会学说。卢梭认为，舆论是社会堕落的根源，需经由立法者的引导才能变成政治创制的基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学路径中，涂尔干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舆论、法律与社会类型的关系，在否定卢梭人性基点的同时强调了社会对人性的提升作用。为摆脱“决定论”色彩，涂尔干在与塔尔德的论战中为舆论机制纳入个体同意的条件，使社会成为符合个体本性的自然约束。在集体表象视角下，涂尔干彻底倒置了卢梭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等级序列，将社会从“压制本性”的人性枷锁修正为“提升本性”的文明基石。     

卢梭和马克思:超越启蒙的两条路径

启蒙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思潮,在启蒙的视域中考量卢梭与马克思的承继关系,能够彰显两者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并凸显他们对于启蒙超越的不同维度.卢梭和马克思都对启蒙精神进行了反思,并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了对于启蒙的超越:卢梭在政治学语境中实现了他对于启蒙的批判,提倡公意,追求良知、道德自由;马克思则在经济学语境中实现了他对于启蒙的超越,把启蒙问题转化为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问题,并在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塑造了一种新的启蒙精神.     

论道德自由的真实含义

当市场经济成为我们的社会现实存在之后，在道德实践领域里似乎存着一种反规范、反秩序、反约束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把道德自由作意志主义的理解，于是在实践中把个人意志的“任性”、“冲动”视为是道德自由。其实道德自由作为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是指道德主体有选择道德规范以规范自我行为的自由。道德规范的约束与限制恰恰是道德自由的真实内容。所以道德自由是自由与责任，自由与限制的内在同一。     

在学习中不断地改造自我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革命作家的头脑,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头脑,非此不可。面对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面对着世界上急剧变幻着的风云,人类的社会生活复杂而又多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千姿百态。作家、艺术家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反映社会生活?不同的世界观、文艺观,就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文艺观的艺术工作者,必定“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自觉地讴歌时代的主旋律,反映在“四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歌颂他们的伟大精神,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创作出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作品来。     

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梁启超看成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代理人。梁启超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了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建构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但他对进化主义原理和价值的信奉，前后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处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中的梁启超，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也用进化主义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同帝国主义展开生死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从而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进化主义使梁启超焦虑，但它也使梁启超具有了期望未来伟大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样，中国一时的危机，似乎又成了加强梁启超未来快乐的催化剂。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本文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由此我们揭示和展现了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卢梭正当性理论探究

卢梭将现代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也就是说,自由证成了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从人的自然自由出发,到人的政治自由结束,卢梭完成了他对社会制度的建构.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里,公意是正当性的判准,公意通过民主投票程序而获得,但其真正的基础却依赖于公民教化.通过公民教化,卢梭试图构建一个同质性的国家,但是这却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方向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