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解放·创新

在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是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全民族的思想革命运动。八十年过去了,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以说,不仅“五四”精神没有过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所面对的任务也没有过时。而正是后者,使朝着现代化目标奋进的中国人民,特别应当...     

自传统至现代(下)——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道道地地的革命,它不仅画出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明确分界,还初步确立了作为新文学主体的“新人”的本体精神.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五四”文学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而这自然是要联系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动向来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五四道德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之研究

伦理道德的现代化,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伦理革命的形成原因,人们往往归因于新文化运动,这是不够全面的。新道德的出现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的历史要求,这是五四新道德生成的直接的现实原因。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扬弃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扬弃。“五四”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传统应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妙悟说”的启示

“妙悟说”的启示余玫２０世纪初和本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传统文化旨在将国民于精神和物质都很困乏的境遇中拯救出来,是在历史逼迫下的反抗。而第二次国门打开后的反传统文化却是带有一种自觉的、主...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营垒中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并在实践上取得丰硕成果者。认真考察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审视新文学的历史道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郑振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他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力鼓吹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学的整理研究。《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参与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在《简章》中明确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为其宗旨之一。他还利用自己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七月派创作和鲁迅传统

作为五四文学传统核心部分的鲁迅传统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受到了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的忠诚的继承和发扬。七月派作家们在创作中表现的“主观战斗精神”、对“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关注、对民众潜力的挖掘的取向,都与人们熟知的鲁迅的文学传统和精神、脉搏紧密呼应着。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同构与异构

前言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五四”运动,距今已经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时间流程的两端,分别联结着两次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五四”运动思想先导的“五四”新文学以至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新时期以来以新的姿态出现的文学大潮以至文化大潮,这是中国当代史中的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前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酝酿、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急迫任务。后     

寻根的昨天与今天

一 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黑暗与光明交替、罪恶与伟大并存的世纪,是今天和今后的人们难以忘怀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爆发过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以文学艺术的革命为先导,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震惊了古老的华夏大陆;另一次是始于一九七六年(十年“文革”结束)延及至今的,也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都曾经历过并正置身于其中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新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序幕。以鲁迅为伟大奠基人的中国新文学,在七十多年的光辉里程中,广采博取,接受了多种外来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文学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愈来愈增强。本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文献相继发表,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形成。此后,新文学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以崭新的姿态向前发展,并随着革命进程,逐步由民主主义文学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学。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就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我国新文学的指导作用,联系历史事实,从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从“超人”看冰心早期创作的倾向

茅盾说过:“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这条‘路’的起点——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是值得保留,研究”的。冰心是站在新文学的“起点”,并为不断开创这条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早起者”之一。如同许多“早起者”一样,这位女作家在思想开掘和艺术追求上,都具有五四时代所赋予的那种上下求索的精神;但是它又不     

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赖和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述,只限于大陆的现代文学,对祖国宝岛——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并未给予应有的篇幅,这自然是为种种条件所限制的。本文试图弥此不足,以正偏颇。限于篇幅,先论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赖和,并就正于四方大家。“五四”狂飙风及台湾20世纪初,当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在华夏大地上蓬勃开展时,“五四”的春雷在上     

新时期小说: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

本文论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它以1949年10月为起点,倘从文学发展的血缘上看,则是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的延伸。然而,今天重新回顾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建国之初的二十七、八年中,中国文学并没有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航程走向成熟。“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确立,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极大地强化了文艺的政治宣传职能。历史早已证明,     

五四新文学文论传统的内蕴特征

如何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学文论传统,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确立了一种新文学的传统,同时也确立了一种新文学的文论传统。五四新文学的文论传统的主要内涵体现在,抨击中国封建社会旧文论的批判精神,高扬科学和民主的西方审美现代性精神,百家争鸣的多元化精神。     

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延安文艺承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在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实践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问题,通过对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近现代以来文学为大众的目标,而且使新文学的发展重新接续到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延安文艺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经验的集大成,是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没有背离或者中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