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问题与融资决策——基于所有权结构的理论分析

融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散所有权结构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问的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融资扮演着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代理问题的角色;集中所有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核心转变为如何防止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剥夺,融资则更多地成为控制股东谋取私有收益的一种手段.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控制股东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是股权融资偏好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股权分置与财务作假

股权分置制度导致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利益上矛盾,股权分置制度下的股权增值模式留下了财务作假的空间,非流通股股东的控股地位使财务作假成为了可能。必须取消股权分置制度,并辅之以相应措施,才能消除这种财务作假的机制。     

治理结构的健康：中国企业组织治理结构的博弈分析

企业组织（文章称组织）的治理结构是指联结并规范股东、经营者、员工的利益关系和权利的制度安排。文章从博弈的角度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国的上市和准备上市的大中型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解析。在对不采取股票期权激励和采取股票期权激励的组织两种治理结构中的所有者监督与否与经营者目标选择之间博弈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引进股票期权对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影响,作为新的参数,对所有者是否采取股权激励和经营者的目标选择进行了进一步的博弈分析。     

上市公司增配长期财务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中国A股上市公司增配的长期财务绩效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认为股权分置会导致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增配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和内部经理人员对流通股股东的"掠夺",从而使得增配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下滑,而且在增发中表现更加突出。     

企业融资结构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探析

企业治理结构是指支配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等之间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中最关键的是 ,在出资者和经营者分离的条件下 ,为减少代理成本 ,保证出资者 (股东、债权人 )的收益而设计的一整套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控制权的安排。企业的融资结构是指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比例关系。企业融资结构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制约 ,融资结构本身又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畸形发展 ,不但导致企业资本营运效率的低下 ,而且导致了企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扭曲与失衡 ,治理机制难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 ,也妨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 ,分析我国企业在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有利于完善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     

基于激励报酬契约的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选择

激励报酬契约是解决委托人与经营者之间“激励不相容”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其关键在于选择科学、合理的业绩评价指标。传统业绩评价指标——净收益和股价相结合的激励报酬契约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激励的效果．以EVA和MVA有机结合的业绩评价指标为基础的经营者激励报酬契约设计更为有效。     

企业理论与理财行为:总体描述

新古典学派难以解释利润的归属,无法说明财务的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根据合约理论,财务管理是对资源进行配置和调控,并通过这种调配行为实现各种契约人利益的一种管理形式.财务机制的作用在于真正节约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财务管理应在建立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共同代理理论的信托公司治理研究

与一般公司相比,信托公司遵循的是共同代理理论,信托公司中的股东和信托财产提供者作为委托人与经营管理者作为代理人之间构成共同代理关系。股东和信托财产提供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引起"代理人问题"和产生代理成本。致力于降低代理成本,基于信托公司的共同代理关系和信托公司关键资源安排,提出了信托公司的治理内涵。     

股东名册受托管理人制度初探

根据物权变动的理论,股权变动最恰当的公式方式是股东名册的变动登记,而非股票背书或者交付.股东名册制度在股权变动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股东名册的公信力不强.近年国内实践中出现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登记托管业务,性质上即为澳大利亚、台湾(指中国台湾.下同)、日本的股东名册受托管理人制度.建立和推广股东名册受托管理人制度,有利于增强股东名册公信力.     

霍姆斯特朗的契约理论与我国债转股改革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契约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姆斯特朗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完全契约理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中的契约和制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中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如何通过提供一份有效的激励方案来诱使处于信息优势的代理人采取与委托人利益相一致的行为,以减轻道德风险对企业运行的破坏性影响。从激励的视角看来,霍姆斯特朗的完全契约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的债转股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会计监督

委托代理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对现有的会计监督体系进行分析研究，能找到这一体系存在的动因及体系中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也为切实加强会计监督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委托代理理论概述由契约理论发展演化而来的委托代理理论其基本内容就是规定委托人聘用代理人完成某项工作时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及代理人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应采取何种行动，委托人相应地向代理人支付何种报酬，即通过委托人和代理人共同认可契约来确定它们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委托人为实现既定的目标，通过一系列激励机制使代理人与委托人…     

基于国有企业特质的经营者激励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决定了经营者工作目标的多元化.在假定经营者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相互独立的基础上,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经营者最优激励契约安排的决定因素,得出在激励相客的条件下,其契约安排与经营者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及可观测变量努力方差具有相关性的结论,这为设计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契约模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会计人员角色定位研究——基于契约视角的分析

企业契约的边界遍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些相关者中,经营者对会计过程的影响最大.文章运用企业契约理论,探讨会计人员的角色,最终得出会计应回归企业的结论.     

反对股东股权收购请求权的行使与保障——《公司法》第75条评述

反对股东股权收购请求权是多数决定规则的矫正措施,它与多数决定规则相配合,共同达成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反对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继续性法律关系,一旦出现法定事由,反对股东即可单方解除该种法律关系,并请求公司支付合理价款。股权收购请求权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无根本冲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即可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股权收购请求权的重点在于股权估价,我国应当建立适合于股权收购请求权特性的权利实现模式。     

论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与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组联系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 ,以达到相关利益主体间权利、利益和责任的相互制衡 ,即通过对恰当契约安排的选择来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实质上要解决的是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而解决中国企业的代理问题 ,即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结构选择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规范的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机制。     

股份公司所有权安排理论回顾与评析

在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天然分离的企业特征下,股份公司所有权如何安排才能保证企业具有理想的绩效表现,一直是现代企业理论争论的焦点。本文以国内外已有文献为基础,对“股东控制权淡出”理论、“股东占有绝对支配权”理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以及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四种主要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评析。     

股东表决权的比较法研究

股东表决权的主要功能及意义,即是透过民主程序,使得身为公司投资者的股东能适当监督公司的人事布局与经营策略,以确保自己对公司的投资不致落空.同时,股东也可以藉由参与股东会并以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无论直接或是间接)制衡经营不善的经营者或淘汰更换公司经营者.藉助比较研究的方法,可以重新审视与检讨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表决权的制度,为我国公司自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制衡 --从公司契约理论的角度

公司契约理论是关于公司本质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当代的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契约束,公司管理层、股东、董事和债权人等都是这些契约的主体.公司契约理论为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实现过程中的相互制约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模式,这些相互制约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董事对公司承担的义务、股东、债权人、独立董事和公司的自身状况等.鉴于公司契约制约机制的不足,现代各国公司法都对公司股利分配的实体和程序条件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但我国公司法在这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国有企业契约安排与高管更替

在现有的行政授权体制下,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正式的隐含代理契约,及委托人和代理人合谋寻租的、非正式的关系契约.正是这种契约安排导致国有企业高管更替中的逆向选择、高管任期不确定和企业行为短期化,是国有企业代理低效率、高成本的根本原因.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解决,必须把高管选择权归还给企业,实现高管更替的市场化、公开化和竞争公平化;必须签订显性的正式契约以替代隐含契约和关系契约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规制作用.     

契约安排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

在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方面,正式的代理契约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问还存在一个非正式的关系契约.这种契约安排导致国有企业约束监督机制失灵,内部人控制和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合谋.为了解决代理问题,政府必须把企业高管的选择权和解雇权归还给企业,建立以企业董事会为核心的、职工参与治理的内部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