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四大家的词史地位与影响

晚清四大家既是传统词学的结穴,又是近现代词学的开端。他们主盟坛坫,转移风会,其承前启后、开拓推衍之功,功莫大焉。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实绩、词学思想及词学活动,推动了晚清词学之复兴,为千年词史作了璀璨之结局;同时又奖掖后进,为近现代词学组建了一支生力军,从而为文体陵替中词延一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晚清民国词作的域外描写及其意义

晚清民国词作中的域外描写以海外风光为主,兼及历史名胜、风俗人情、新鲜器物、科学知识等。在艺术上,词人们善于运用中国古典文化来解读西方自然人文景观,并经常借域外景物发故国之忧思。此外,这类词还呈现出中英文杂糅与游记式的特点。这些域外词作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开拓了词的新境界,也体现了词人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坚守以及外来文化与词人之间既互相影响又彼此"独立"的矛盾关系。     

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若干理解与思考

词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它是一个包括词源、词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词籍、词论、词派、词史等众多内容的广泛、复杂而相对严密的学术体系。词学批评的概念虽为后起,但具体实践在词坛形成之日已萌动,而批评的精神、理念随着词学的发展也不断传递和积淀。词学批评研究作为对批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更应注重它的科学性。以当代意识和历史实感来凸现词学批评研究的科学性。深入研究宋代的词学批评,将大有裨益于我们对后世及整个词学批评史的体认和把握     

论晚清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众多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以及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等,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其中,最高统治者对现代化的态度流变、上层建筑载体的现代性流变以及新的政治派别的出现及嬗变,是晚清上层建筑变化过程中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晚清杨恩寿的词学主张及在湖湘派中的定位

晚清湖湘派词人杨恩寿以戏曲家、诗人名于世,在词学领域也有一定建树,其《论词绝句》三十首及《词余丛话》部分内容体现了推尊词体、推崇姜张和浙西词派词风、严审词律等词学主张。杨恩寿有《坦园词录》七卷,学习姜夔张炎词风,词境多为清冷、寂苦、伤感,在用词、修辞上,多选用寂冷色调,词境伤感清苦。杨恩寿词虽为曲家之词、诗人之词,在晚清湖湘词派中,被称为“同光三家词”之一。     

陈廷焯词选编撰中的文学史学意识探析

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与各类文体的选本编撰中暗含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史思想。本文试以陈廷焯为例,探索其词选编撰中透露出的文学史学意识:第一,正其"本原"的文学史本体论。第二,"示人正鹄、度人金针"的文学史功能论。第三,"论"、"述"结合的文学史方法论。     

论晚清言情小说的主题模式

晚清言情小说上承明清人情小说之传统,下启民初言情小说之高潮,是二十世纪之初文化转型期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晚清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小说家的创作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晚清言情小说形成了"借儿女言家国"、"借儿女言节义"、"借儿女言自由"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主外模式.     

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晚清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它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引领了史学革命的风潮。史书广告在商业宣传之下仍透露出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更是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新书评介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晚清报刊设置这一栏目,使得新书评介跻身于和经济、学术、教育、军事诸栏目平等的序列,为史学批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报刊凝聚了清末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史学争鸣的平台;还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同时也为史学批评印上了清晰的时间印迹。     

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

作为清末政治舞台上的知名人物,袁昶的学思历程一直较为学界所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已有研究在进行相关分析的同时,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湘籍士人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交游广泛,左宗棠、王先谦、徐树铭、周寿昌等都与他有所来往,同时,袁昶还曾经系统地阅读和抄录了曾国藩的不少著述,并有意识地模仿和借鉴曾国藩的为学、修身与治家方法。分析袁昶的生平与学术主张,不能忽视湘籍士人的影响作用。     

论晚清重农思潮

晚清中国,特别是1860年后,随着新型工业的创建、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勃兴、市场的拓展,有识之士在倡导“重商”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农业对工商业的支助作用,因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并企图通过创办农务学堂、刊农报、设农会、讲农政、派遣留学生、广译西方农书等方式来推动农业的转型。此种重农思潮与兴农实践对于改造传统农业,促进中国社会的技术化、细密化、专门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论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

晚清散文以其独特的现代性元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基础性”平台。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序列中,关联着主体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情思意念,包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理解、把握,在这种认知、理解、把握中,深度地体现着主体在中国与世界关联格局中的生存体验。这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同时,也包括主体的应于时势,与时俱进的散文观念。此外,散文存在的物质形态,主要指语言符号系统;散文的传播载体,主要指近代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等等,都具有现代性元素。这些元素的共同作用,生成了具有晚清特征的散文现代性的景观。     

论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

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其实质便是革命代替改良。戊戌时期,维新派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戊戌六君子”事变后,革命与改良日趋分野,革命成为新的文化主题。在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共同声音背后,各派在具体道路选择上形态各异。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作为既定的目标,孙中山则把自由、平等、博爱写上共和的旗帜。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从改良到革命的嬗替历程。     

论晚清矿产资源法律制度变革

晚清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经济结构与社会性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促使矿产资源法律制度产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其矿策形式由诏书或奏章发展,到《大清矿务章程》,开创了移植西方法律之先河;其内容在组织管理机构、经营主体、外商开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变革,为现代矿产资源法制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晚清同光政局论析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 ,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讠斤既是合作者 ,又各有心思 ,互相猜忌 ,不能同心同德。最后 ,慈禧终于施展手腕罢黜了奕讠斤 ,实现了她独霸朝政的欲望。这一切 ,对晚清政局、对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财政对晚清新政的制约

晚清新政是在财政十分困窘的情势下展开的，而新政改革又需要财政的全面支持。晚清的财政改革未能适应新政的需要，因此反过来制约着晚清新政。首先，财政经费的困窘，使各项新政缺乏必要的经费而得不到落实；其次，以筹款为重点的财政政策又失之偏颇，未能起到导引新政改革的作用；第三，财政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从而对新政形成一种制度的梗阻。     

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

晚清民初词坛为常州词派所笼罩,浙江词人虽有其浙西词派宗风,但亦因时代风气之发展,词学内部之变化,而受到常州词派比较大的影响。在词学门径上,由以师法姜、张为主变成出入诸家之间;在词学风格上,由南返北,风格更为多元;在词学宗旨上,则由浙入常,浙江词人对于常派,或自觉地融入,或依违于浙、常二派之间而实以常派为主,或开径独行,但仍可清楚看出常州词派的印迹。这说明晚清民初词学发展的大势,正是因为这么一批浙江词人参与主流词学建设,常州词派的词学影响更趋广大,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更趋圆融,也使得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演进加快了进程。     

论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

唐诗话语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源泉,亦是词学批评比附形式的重要内容。从词体比附诗体到宋词史比附唐诗史,从词人个体比附唐代诗人个体到具体词作比附唐代诗歌作品,皆体现出词学批评家推尊词体、突出宋词文学成就、推崇代表自己词学观念的词人个体等词学理念。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批评形式,为诗词文体之辨体与破体提供了充足的文献参考和理论支持。     

论晚清货币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晚清的币制问题。文章认为,晚清时期的货币制度沿续了明中叶以来的诱致性变迁,其特点是政府采取放任政策,由市场力量推动变革。诱致性创新是中外各国币制演进的必经阶段,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但货币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诱致性创新向强制性创新转变的必然性。由于“路径依赖”效应,清政府未能完成这一转变。政策失败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艰难转型。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是与晚清政治环境、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其嬗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等的再造,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通过皮锡瑞、廖平等的努力,今文经学得以继续拓展和兴盛;康有为托古改制,今文经学从异彩走向异端,失去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本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