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诗人的诗

白居易《长恨歌》 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元和元年(806),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与这首诗同时并立的还有一个《长恨歌传》(陈鸿《唐人传奇小说》)。《长恨歌》和小说《长恨歌传》是相结合的,陈鸿和白居易是好朋友。他们年青的时候,白居易初作官,他还有个朋友叫王质夫。白居易、陈鸿和王质夫,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游山玩水,谈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     

中晚唐诗人裴夷直生平考

为了比较详细地了解裴夷直的生平,利用出土文献,采用考证的方法,对裴夷直的生平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裴夷直望出河东,定居江左,族葬洛阳,因数代官职低微落谱,裴夷直一生经历了入幕、台省、贬谪、游宦四个时期,因与牛党党魁关系密切,乘朋党之势,累官至散骑常侍,裴夷直的仕宦生涯就是唐代中后期党派斗争中普通文人政治命运的缩影.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论流浪诗人金笠及其诗作

金笠是十九世纪朝鲜一位具有艺术个性的卓越的民族诗人,也是才华横溢的讽刺诗人。金笠所活动的十九世纪中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朝鲜封建社会已处在全面崩溃的历史时期。由于李氏封建王朝的势道政治和三政(田税、军布、还谷)等剥削,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反封建斗争空前高涨,两班(指文、武封建官僚贵族)统治体制面临严重危机。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金笠,本是一个没落两班的后嗣,但是被本阶级所抛弃后,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站在被压迫平民大众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替他们呜不平。     

唐初诗人的政治态度与命运归宿

学而优则仕,古代士人阶层与政治皆有不解之缘,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以从政为职业,藉此安身立命,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企盼以学干政,辅佐明君去建功立业,拯时济世,这是中国古代士人共同的追求和价值取向。而唐初诗人更是古代士人中政治态度积极的一派,这种积极,首先体现在他们从政的热心。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小到官阶从九品的小小县尉,无一不在政治的激流中试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然,他们在关心自己升迁进退的同时,体尝政治生涯艰辛的同时,现实的苦难,人性的悲欢,也在渐渐走进他们的视野,走进他们的作品中。     

画屏之喻：中晚唐诗人在写景方式上的新变及其意义

唐代屏风画的增加和诗人对屏风画的关注使“画屏”最终成为诗歌中的一个常用喻象,尤其是到了中晚唐。中晚唐诗人以画屏为喻的写景方式不仅有渲染风景之美的作用,而且能唤起诗人对具体屏风画的某种回忆或想象,从而使诗人获得感官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美感和愉悦感。中晚唐诗人在画屏之喻下对愉悦感的强烈追寻是诗人身逢衰世而内心失落、无所聊赖的反映。     

功成名就流浪中——记台湾诗人商禽的坎坷人生

他被誉为华人诗坛“鬼才”、“怪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他只上过初中,有20个口袋的上衣记载着他采撷生活的艰辛经历;他一生流浪,但总忘不了故乡的“五粮液”,总是选择春天归家…… 从大陆流浪到台湾 从商禽的笔名,读者就可以想象他的一生是沉浮不定的。他本名罗显烆,先后用笔名商禽、罗砚、罗燕、罗马、任葵等。而他用得最多最为人熟知的笔名则是“商禽”。《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燕是商民族的禽鸟。“商禽”笔名,取意于此。 商禽1930年3月出生于四川宜宾珙县巡场镇。 1945年初,年方15岁血气方刚的商禽。在巡场私立真福中学尚未毕业,就     

沉默的诗人:华兹华斯论诗人气质

以威廉·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强调诗人的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新古典主义重视的理性在诗歌中被放逐,华兹华斯尤是如此.虽然诗人自言自己并无系统理论主张,但他说若读者有心,自会发现其中的系统性.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人定位方面,华兹华斯都有别出心裁之处,其思想上可溯源到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启示,下可感受到他对拜伦、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及丁尼生、布朗宁等维多利亚时期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影响.他定义诗人的特质、职责等异于常人之处.其中,沉默的诗人是其诗论及诗人论的一部分,但是很少得到重视,所以是本文重点阐述之处.这个概念灵感源自诗人颇具诗人气质的弟弟约翰·华兹华斯,并且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均有类似的形象.本文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分析了该概念在其诗歌创作中的体现及该概念对当下的影响.     

反思:命运和命运观

法轮功和各种迷信活动的有恃无恐突现了从理论上澄清命运问题的现实紧迫性,而"命运”一词本义的神秘性和引申义的世俗性并存给命运问题的廓清增添了难度.因此,有必要从哲学价值论和认识论层面对命运问题进行反思.     

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

晚唐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巢起义爆发后,知识分子急剧分化,其心态表现非常复杂,更具敏感性的诗人尤为如此:有的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直接参与推翻统治者的斗争;有的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坚决反对农民起义;一些身为朝廷重臣的诗人则混水摸鱼,首鼠两端;而更多的是逃避现实,避祸全身。这种种不同的心态和表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迥异的命运。从主观上讲,他们复杂的心态表现及命运是由其诗人特定的身份决定的;从客观上讲,则与晚唐社会现实及农民起义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信仰与功利之间:中晚唐文人的狂放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蔽。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放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超脱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心态,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基础与世界正义

世界正义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化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张力、分配全球合作利益与责任、巩固全球团结提供规范和纽带。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忽视了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以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差异。国家主义者的国际正义观念,虽然对国际社会现实做出妥协,但也默认了全球巨大贫富差距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世界正义观,以人民作为世界正义的主体,在区分世界正义与国内正义、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各国经济上平等、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正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模式超越了世界主义的抽象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也超越了国家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理想且可行的世界正义方案。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为人类谋大同的崇高价值追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产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相权

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势力的凌侵、阶级矛盾的加剧及财政收入的困竭,唐朝中央政权以至皇权都比安史乱前大为削弱。影响唐朝封建皇权由强变弱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宦官操纵宫廷禁军,挟持皇帝。在宦官专军干政情况下,由唐代皇帝采用多种措施分割削弱的宰相权力更形微弱,宰相的地位愈益降低,外朝宰相的主要权力已转移     

共同的命运 不同的出路——从吴荪甫到林永清

典型人物及其命运的评价,始终是人们注意的中心。茅盾在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是异常广泛的,并且形成了独具生命的人物体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作品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形象。一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古国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试析中晚唐禅僧草书的文化背景

中晚唐禅僧草书的兴盛不是偶然的 ,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禅僧以草书作为参禅悟禅的一种形式 ,草书的兴盛与禅宗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禅僧书家的功利性是其草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禅僧草书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需求。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