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辽代诗词

辽朝继承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华夷同风”“华夷一家”。在政治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用科举制取士,以诗词赋为正科,从而形成了皇帝、贵族、士大夫阶层“志于道,言于诗”的局面,这也是辽朝诗词仅限于皇帝和帝后的特色。“澶渊之盟”后,辽朝出现了大量描写北方民族风土人情的诗词,这些诗词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当时的民族融合。     

辽朝徒民置州考论

辽朝建国前后,在不断征讨四方的过程中,把周边民族或俘或徙,迁往契丹本土及其辽海广大地域上,措置州县,与契丹诸部杂居共处。辽朝徙民州县的建置,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始,至辽圣宗耶律隆绪末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除南京、西京两道沿革唐五代州县建置略有变通外,上京、东京、中京三道州县基本上是徙民所置。辽朝这种大规模徙民置州县,推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对辽代乃至中国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诸北方农业文明的兴起,辽代一国而两制的治国方略的产生及其北方民族区域文化的形成,无一不与徙民置州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辽朝移民问题研究

辽朝建立前夕,制定了“广土众民”方略,成为辽朝治国百年大计。辽朝的百年移民,为契丹统治者设置州县,实施一国两制奠定了前提条件,促进了北方的封建化过程。     

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作用及思考

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的政权,其民族政策从职官制度、政区建置、法律制度、选官制度、礼仪与服制制度等方面都体现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因俗而治”的实施不仅对辽朝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对于我国当今民族政策的完善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试论辽朝统治下的吐谷浑

吐谷浑属鲜卑慕容部,大约在西晋末年迁徙至甘青交界之地,曾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政权达3个世纪.亡国后,部分部众东迁,进入燕云地区.契丹族兴起后,这部分吐谷浑为辽朝所统治,辽朝按照“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控制其治下的吐谷浑,吐谷浑要向辽朝上贡物品,参与辽朝的对外征讨.辽亡后,部分吐谷浑逐渐融入到汉族之中.     

《辽史·地理志》杂识

《辽史.地理志》以五京道为体系,记述了辽朝自太祖阿保机至圣宗时百余年间州县制推行的艰难历程,并形成了太祖草创,太宗、世宗推广,圣宗、兴宗调整三个具有鲜明特征的高峰时期。辽朝百年州县制的推行经历了一个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亦反映了辽代民族融合、经济结构转变、一国两制政治体制的确立、社会的变革等诸多内容。     

再论景圣之治

笔者于1993年在本刊《北方民族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景圣之治与承天太后》一文，说明辽中期出现了一个类似“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的局面。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一历史景观发展的内涵，本文拟《再论景圣之治》之题，以揭示最圣盛世的历史与现实的根源．第一，辽中期盛世的出现，没有辽初太祖、太宗二帝的苦心经营和文治武功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说，太祖太宗的文治武功为辽代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景宗圣宗时期圣世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第二，景宗圣宗时期的全面彻底的封建化改革．不仅完成了向封建化过渡，而且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所以说景宗．圣宗的全方位封建化改革为辽代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开明的景宗、圣宗二帝和承天太后的影响和带动下，踊现出一大批忠于改革、忠心报国的藩汉文官武将．这些文武百官，对皇帝太后忠心无二，形成了一个统治核心集团，彼此“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所以说明君贤臣齐心图治为辽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保证．     

辽朝女性教育述论

辽朝社会的女性教育以私学教育或社会教化为主,大凡政治素养、儒家经史、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尚武骑射均含其中,所涉内容广泛,丰富多彩。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运行模式,既遵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又充分吸收中原汉族女性教育的传统,具有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色。辽朝女性教育在治国安邦、儒家文化传播、齐家相夫教子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给予辽朝社会以深远的影响。     

辽朝中期的改革

在历史进程中,为了更好地前进,往往有必要进行改革与革命。我国古代史上,曾经有过历次革命与改革。就改革而言,在原始社会结束后的古代,都是奴隶主、封建主所进行,并且首先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根本不能与今天胜利了的无阶产级、人民群众的改革相比。然而,只要是真正革故更新的改革,就会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值得适当地肯定。辽朝中期的改革,就是这样的改革之一。 公元983年(统和元年),辽朝进入了它的中期。中期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统治的时期,共七十来年,到1055年(重熙二十四年)为止。这是辽朝达到鼎盛的时期。     

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

辽朝的民族迁徙,包括了汉族、渤海人口向契丹族聚居地区,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地区和向渤海故地、中原地区的流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对流迁徙,尽管是伴随着辽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客观上却对辽朝统治下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渤海人口迁入契丹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的迁徙,为推动农业经济带的北移和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则使其置身于相对发达的封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环境之中,加速了契丹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辽朝的民族迁徙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辽史·地理志》所记辽朝北界辨误

关于辽朝疆域的北界,人们多依《辽史·地理志所记“北至胪朐河”,即今克鲁伦河。但是《地理志》的这一纪事,是《辽史》撰者的重大疏误,不足为据。本文依据《辽史》中有关史料,通过辽朝统一北方、开拓疆土,并在胪朐河以北建置州城,派官管辖和设立军事机构等措施,论证了辽朝的北界不是在胪朐河;并探讨了《地理志》之所以把胪朐河误记为辽朝北界的原因。依据《辽史》,本文指出辽朝疆域的北界,是在今贝加尔湖一带。     

辽朝科技述略

辽朝是我国古代以契丹族为主体,由契丹族贵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辽朝统治我国北方前后长达三百多年。由于民族的纷争,政权的更易,加上辽朝本身“书禁甚严”,留传后世的文献甚少,其中有关辽朝科学技术的记载更是一鳞半爪。要对辽朝的科技情况作全面的了解实甚困难。本文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和现有的文物考古材料,以及学者们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辽代。(不含西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作一简略概述,以就教于方家。     

辽朝佛教发展分期探赜

辽朝佛教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特征.其中,辽太祖、太宗时期为佛教的引入期,这一时期,辽帝通过开疆拓土,掳掠人口,将佛教引入契丹内地,并确立了佛教在辽朝统治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世宗、穆宗朝为瓶颈期,此时佛教发展裹足不前.景宗、圣宗朝为上升期,辽朝佛教扭转被动局面,开始对周边政权佛教产生影响.兴宗至天祚帝时期为辽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期,辽朝佛教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胡寅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胡寅是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思想家。胡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探求国家发展之路。正值北方陆沉,金兵南侵,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其民族关系思想逐渐成熟,主要表现在：“天命所钟”论华夷、反对“华夷之交”、“德能配位”为正统、力主北伐、号召复仇以及“内治民安,边圉得人”五个方面。胡寅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反映了时代的特性,又具有强烈的“义理化”倾向,对南宋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和后世处理民族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佛教在辽朝的流布及其影响

“佛非中国教”.其自西域贸人传入中原的时间是东汉桓、灵之世,及至唐末五代,中原地区已是佛风炽烈,家喻户晓了.此间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已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奴隶制,逐渐成为与中原汉族封建政权相对立的北方强国.和历代统治者(隋唐以来)一样,为了麻醉人民,强化思想统治,辽朝统治者也利用了佛教这一有效工具.在辽朝统治阶级的扶持、倡导下,终辽一代,佛教得以不断发展兴盛并对契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认为大丞相，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同平章事分为两类，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其他则为虚衔；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说北方民族的斡鲁朵习俗

斡鲁朵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现存最早的关于斡鲁朵形态的记载,大约是见于《史记》中匈奴人的“瓯脱”,它起源于游牧民族“各有地方”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善,斡鲁朵日益充当了行国政体中的重要组织结构,至契丹辽朝时期被称之为“宫分”,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斡鲁朵结构也日益组织化、制度化。     

论抗战时期中共政权主张的演变

论抗战时期中共政权主张的演变朱帮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作为联结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中间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权主张的形成、...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