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到人的历史切换--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新视角

在近代西方,人是一个类概念,从中发展出自由、平等等抽象价值。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与之相应的人的概念,而只有民的概念,民与官处于对立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人与民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提出以人为本的宗旨,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理解的历史性转折。     

论日本现代漆艺文化之道

从汉唐起,中国漆艺开始传延至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民族工艺体系,漆艺亦随之崛起。自现代社会以来,日本漆艺跻身世界前列,漆器质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在中国前面,人均拥有量也位居世界首位。从日本民艺美学家们的思想中,可以窥见日本漆艺的文化之道：民众、实用、多量、廉价和寻常。当代日本漆艺仍在延续为民、为用与为常的优秀工艺传统。日本漆艺文化之道告诉我们,民艺不仅是工艺本身问题,还关乎国民文化身份与国别形象的问题。     

朝阳博物馆 穿越千年的视觉之魅

几年前,好莱坞电影《博物馆惊魂夜》上映后,我看了好几遍。我感慨纽约有如此美轮美奂的博物馆,也感慨美国导演的心机,拿电影赚了票房不说,还顺带着向全球青少年输出了一把美国历史文化。正如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一座博物馆可以浓缩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这几年,中国各地大兴建设博物馆之风,一时间让人眼花缭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儒家视阈之创造力

通过对儒家"天、地、万物一体"理念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宇宙论之鲜明特征并不在于其缺少对宇宙进化论的关注,而在于他们笃信在宇宙持续创造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诸存在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关联性。     

甲午战争-“剜心之痛”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2014年,又逢甲午。甲午中日战争,民之痛、国之殇,习近平曾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120年前的甲午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国运殊途,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边缘。但同时此战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意思是说,中国人做了四千多年“天朝大国”的迷梦,从甲午战争以后,开始被唤醒了。甲午战争究竟是如何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又如何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呢？     

论现代民本思维与古代民本思维的区别

由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截然不同,决定了现代民本思维从根本上超越了古代的民本思维。这种超越性体现在现代民本思维与古代民本思维具有着七个方面的根本区别上。即人民之"民"与臣民之"民"的区别、自本之"民"与神本之"民"的区别、主体之"民"与客体之"民"的区别、本体之"本"与工具之"本"的区别、发展之"本"与生存之"本"的区别、政治之"本"与经济之"本"的区别和法治之"本"与人治之"本"的区别,从而使现代民本思维具有了全面性、普遍性、必然性、内在性、全局性、稳定性的特点;而古代民本思维具有的只能是片面性、特殊性、偶然性、外在性、局部性、多变性的特点。可见,现代民本思维比古代民本思维更彻底,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本思维。因此,只有现代民本思维,才是符合今天时代发展要求的主导性政治思维方式。     

李双江之子涉案被捕

2月19日,海淀公安分局接一女事主报警,17日其在一酒吧内与李某喝酒后,被带至宾馆轮奸。海淀警方于20日将李某等5人抓获,这5人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这个李某,是李双江之子李天一。2月21日凌晨,李天一及同案嫌疑人在北京朝阳区北四环顺景温泉停车场被警方抓获。随后,5人被送至看守所。23日,北京警方证实,李双江之子李冠丰(原名李天一)因     

论人权的两面性

人权的两面指的是作为道德权利的一面和作为道德义务的一面。人们在理解人权之概念时,往往只看到其道德权利一面,而极少看到其道德义务一面。其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达的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资格和人之尊严的价值,它强调了人权之目的与理想;而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则表达了人权实现的手段与工具价值,注重了人权之现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与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应当是我们在完整理解人权时皆须认真对待的,二者不可偏废。     

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秉人民之夙愿彰民族之气节——盘锦市重修清军墓记

千年更迭,百岁易逝;硝烟渐远,犹然神气.甲午战争之末役--田庄台防御战,两万清军,奋勇抗寇;两千壮士,血祭辽河.舍生忘死之气节,慷慨悲歌之大义,乃一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史.建墓追昔,醒民庥国;重忆历史,以表铭记.     

论泰州学派人物的出位之思

明代中叶产生的泰州学派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儒学有所突破。作为平民思想家王艮没有一般士大夫在言行上的禁忌,不惮于作出位之思。泰州学派的后学秉承了这一传统,为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打开一条通道。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表现在以匹夫而存尧舜君民之心,热衷于建立宗族和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试验,光大“处则为天下万世师”的师道自任精神,显示了他们普遍的宁为狂狷、不为乡愿的狂者胸次。在向知识界和士大夫阶层的扩展的过程中,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出现一些变化,派内人物与官场的关系由融洽、疏离到冲突,平民色彩也渐趋淡化,启蒙的重点由平民变成了精英。出现上述变化的社会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道”与“身”由契合走向对立,而启蒙思想在士大夫中的传播也必然导致平民色彩的淡化。这是泰州学派学术发展的内在悖论。此外,泰州学派人物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是重要原因。     

"天命"思想早期变化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天命观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是或者说更是一个历史学的论题.因为先秦时期的史官既司天又司人,"究天人之际"是史家的首要职责.《礼记·表记》曾对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作了高度概括,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有关"夏道"的具体情况,因为文献不足征,我们不得而知.     

以诗人之心行稗官之志--姚华骈史观述论

近代戏剧,尤其是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京戏蔚然兴盛,引起朝野上下广泛关注.姚华在继承传统"曲史观"的同时,具体结合古典戏曲特点,系统阐述了骈史理论.他认为,古典戏曲曲体兼容众长,能准确反映民众的情感,可补正史之不足,是民俗之史,并具有"反正居奇"的艺术创造.姚华从"民史"的角度来肯定戏曲的认识价值,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推崇戏曲、小说与诗文、正史具有同等历史地位的时代观念,在我国近代戏剧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秦汉礼制研究的拓荒之作──陈成国《秦汉礼制研究》读后

秦汉礼制研究的拓荒之作──陈成国《秦汉礼制研究》读后华唐礼与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产。在夏、商、周三代，“杨搬体政”、“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是王朝的根本大法，维系传统社会。家天下”宗法专制统治秩序的基本制度和规程。令人困惑的是，礼与礼制史的研究...     

略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

五代后唐时期一度出现"小康"之局,表现在疆域扩大,国力强盛,四方来朝,局势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有所成就.这是后唐庄宗、明宗采取的与民休息、整饬吏治、广招贤能、虚怀纳谏等政策的结果.但后唐"小康"之局未能维持多久,其遽然丧失是由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决定的.     

民以“实”为天

一句“民以食为天”家门户晓，此乃民众对物质的需求而言的。若从民魂、国魂塑适而言，应该说：民以“实”为天。“实”者，忠诚老实、勤劳踏实、凶俭朴实，这是中国人民一贯崇尚并始终保持的优秀品质。对于老百姓来说，“实”与“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方，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系民之福；吹牛浮夸之风甚行，乃民之祸。办一切事情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就是实践民以“实”为天，并因此顺民心、合民意、得民助；后之，脱离实际，就会噩生民心，最终导效脱离群班…     

失而复得之喜

人尚未老,就有些＂脱头落攀＂了。最近连续三次丢失东西,所幸又都找回来了。高兴的不是所丢之物的失而复得,而是在从失到得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情。这也是另一种失而复得之情吧。第一次丢东西是在台湾的高雄。那天晚上,我们游完爱河又去岸边的元宵灯会＂轧闹猛＂。挤出人群时,身上汗津津的,就脱了羊绒衫,搭在背包的包带上。     

安民 养民 保民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社会保障的政策和措施就是典籍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黎民百姓提供保障待遇是上至最高统治者(管理者),下到各级官员的重要职责。我们设置此栏目就是让干涸的泉眼恢复喷涌,让已忘却的过去再次被记起,让死去的魂灵转世再生,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周慧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有之乎?"对曰:"有之国将兴,其君斋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焉,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     

公元三世纪江南经济考略

公元三世纪的江南,是泛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孙策就在江东建立孙吴政权。公元242年以后,江南扬、荆、交、广、郢等五州五十一郡之地,全郎在孙吴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于是,在经济上出现了繁荣局面。一、水利的兴修和屯田的普及马克思在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时指出:“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在我国历史上情况确是如此。公元三世纪江南地区的孙吴政权,采取重农政策,孙权一再告诫群臣:“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