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闻传播:面向受众“再造”受众

受众对大众传播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和信息的需要,但不同的受众群体会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受众群体,由于其文化水平、年龄结构、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会出现对媒体、传播内容的不同选择和理解。新闻受众的心理推动媒体的自我调整,调整后的媒体反过来再造受众新的接受心理。这就要求媒体努力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强化艺术意识,写精写活新闻。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网络“人设”传播：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

伴随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甚至话语体系等都不断被技术重构。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人设”一词成为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典型网络词汇,作为一种被设定的概念化符号形象,它通过特定人物的媒介展演而吸引不同的受众群体,在无形中进入大众消费端,进而转化为符号资本与经济价值。网络“人设”符号的出现,是数字经济时代符号消费产业对于网络文化环境强有力的适应和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化症候,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鲜明特征,“人设”符号消费虽鲜明体现于精神层面,却能在资本市场和受众市场形成强大力量。本文将对网络“人设”从概念到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过程进行深入阐释,通过对“人设”符号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下网络文化症候、媒介舆论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     

“和谐杏北”文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大庆油田第四采油厂大力实施企业文化战略，形成了兼具石油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和谐杏北”文化。“和谐杏北”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筑和谐之基，实现发展环境和谐；强和谐之力，实现管理环境和谐；展和谐之美，实现自然环境和谐；育和谐之风，实现社会环境和谐；塑和谐之魂，实现人文环境和谐。“和谐杏北”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理念系统、制度系统、行为系统和视觉系统。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媒体可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同当时存在的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密不可分，早期媒体具有显著的党派性，这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以大众性及独立性为明显特征的大众媒体，“第四权”开始形成。20世纪后期，“第四权”逐步成熟。在这期间，“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包括推动早期政治改革、促进利益集团繁荣、减少政府腐败与特权、修正美国权力运行缺陷并保障政治体制良性运转等。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第四权”开始发生蜕变。这主要体现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背离平衡报道的原则，传统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立场明显政治化，基本成为民主党的“喉舌”。“第四权”之所以蜕变，主要根源在于媒体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确”这一已成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第四权”的蜕变产生了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动摇了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等。     

从“非典”谈我国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

“非典”危机的爆发,不仅是一次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危机事件。“非典”危机 事件构成了对民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并且逐渐波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因 此,构建我国危机治理机制已势在必行。笔者试从构建应对危机事件的预警和快速反应、依法行政的法治 化、媒体的信息公开化、群防群治的网络化等机制方面。谈一点粗浅看法。     

主流媒体在社会负面新闻引发的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机制探究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负面新闻引发的个案极易导致网民愤怒、焦虑的情绪蔓延,声讨、对抗性意见滋生,从而形成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个案,通过分析《人民日报》、财新网、澎湃新闻三大媒体的微博文本,探究主流媒体应对社会负面新闻话语生产的核心思想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面临网络三重话语主体的挑战,基于社会身份和行动逻辑于博弈中回应鲜明立场,框定核心问题,击破质疑和谣言,对话官方与民众。其话语生产逻辑是以官方话语为基础的“正音”,以法治精神为主题的框定,以“立行”为宗旨的国家形象建构,以协商“共意”为框架的媒介治理。同时,在话语呈现中应把握发声时机的隐喻,警惕单一身份夸大的风险衍化议题,防止共情泛化,从制度、责任和文化内核中凸显共同体意识。     

解构媒介传播的“人性化”

我们的媒体宣扬着“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传播观，遵循着“受众本位”的原则，但是我们把“人性化”过多地放在受众的身上了，以至于目前很多的媒体有着太过大众化的传播倾向，甚至是“媚俗”了。难道“人性化”的原则就只适用于受众吗？笔者认为，媒介传播中的“人性化”包含对传者和受众双方面的人性关照，媒体工作者也需要认识并且享受“人性化”。     

办好党报党刊的“读者来信”专栏

“读者来信”版是党报党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受众互动的一个重要方式。这种“参与式”的新闻,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形式,创新了党的信访工作途径。党报党刊采写编发“读者来信”,可以营造理性的舆论氛围,取得良好的社会传播效果,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都市类报纸“广告新闻化”现象刍议——以兰州地区都市类报纸为例

随着新闻媒体的转型、新兴媒体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报纸广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于受地域限制,都市类报纸的影响力比较小,发行量少,广告收入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广告新闻化”现象较普遍地出现在都市类报纸媒介中,并给社会、媒体、广告业、受众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许多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文章以兰州都市类报纸为例,对“广告新闻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论元宇宙中的“共感”与真实

元宇宙虚拟空间是包围物理现实与虚拟媒介的共延空间,元宇宙超越并融合现实世界,营造“共感—真实”效果。元宇宙通过媒介为介入数字叙事的人们提供“共感”体验,在这场体验中,元宇宙为“真实”提供了一个虚拟场域,受众事实性的真实情绪感知与身体体验又削弱了虚拟场域的边界感。最终,元宇宙传递的符号意义被接收者整合,受众携带当下的感知,主动“弥合”或“悬搁”现实和虚幻之间的距离,自主地“沉浸”于元宇宙空间;又在与人的共处中,真实地保留了经验世界中感官的丰富性。     

文化主动权之争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超循环”初探

个体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相互作用形成的“超循环”主导着社会生活，构成了文化；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也就是价值体系的高度，文化建设的困难就在于人们难以突破现有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的约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是分别由两种价值体系所主导的“超循环”，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较量；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归根到底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渗透，并强化其价值体系的“超循环”；中国共产党人若要战胜西方国家“和平演变”阴谋，关键就在于能否自觉运用执政权力来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之形成稳定的“超循环”。     

“失独家庭”的媒介话语与形象建构分析——基于知网(CNKI)报纸全文数据库的内容研究

媒体对失独家庭的建构在大众认知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众接收到的有关失独家庭信息大部分来自媒体,不同媒体对“失独家庭”的建构暗含着话语分歧。这一结果既是现实社会生活在媒体的投射,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和各类公众心理、行为需求的多重影响。文章旨在揭示失独家庭在传统报纸媒体新闻报道与再现中是否被赋予了特定的面貌,研究发现,当前媒介在进行话语和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着过度报道“失独家庭”弱势的一面,而忽视“失独家庭”在解决自身面临的困难时所做的积极努力的问题。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闻执政”模式研究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新闻执政”媒介,已经参与到政府的“新闻执政”战略中,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绩效.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推动了网络技术在我国“新闻执政”领域的应用,当前,应当在吸取国外利用网络进行“新闻执政”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舆论引导模式、危机传播模式、舆情监管模式、政府公关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推进新时代的“新闻执政”工作.     

嵌入治理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定位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之治”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权威、社会共识和民众参与平衡的新型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治理要求县级主流媒体探索从宣传喉舌向治理助手的定位升级：价值定位于传播根本价值、权威政策、服务信息，吸纳民意互动；关系定位于为治理部门提供信息连接服务，与上级媒体形成技术嵌套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连接治理客体；产品定位重点是地方民生社会新闻、地方政策新闻，以及舆论监督与问政服务、消费投诉服务。这种基于数字空间多维新连接的媒介化治理，既是工具理性的治理方法，也有人民至上和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