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实现了由地方创新向全国推广，此类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扩散机制还不明确，其他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设计/方法】基于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级扩散数据，将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回归分析法相结合，分析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微观扩散驱动力和宏观扩散机制演变。【结论/发现】一项社会治理政策，在中央政府倡导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效率逻辑与规范压力；在中央政府倡导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中央政策确认带来的科层压力；驱动力的转换促成政策经历“地方创新—有限水平扩散—深入垂直扩散”三个阶段的机制演变。研究结果不仅为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演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厘清了政策扩散理论对中国制度情景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应用边界。     

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 ——以上海市民参与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已成为我国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其中的城市居民作为应急响应的主体之一,其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又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面临种种困境而导致该群体的应急治理成效大打折扣。此外,该群体面临的困境背后也存在复杂的作用机理,过往的研究对此却少有关注。在此基于扎根理论对35名上海市社区应急响应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对访谈文本进行梳理与编码。经归纳分析后,得到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应急响应的困境可分为内、外两大部分,其中内部困境可细分为团队困境（包含人手短缺与人员素质不齐）与个体困境（包含家庭负担、工作负荷与负面情绪）;而外部困境则反映为政策、制度困境（包含制度僵化、物资匮乏与宣传缺位）与环境困境（包含气候恶劣与群众质疑）。在此基础上,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与环境困境;环境困境作用于个体困境;而个体困境又作用于团队困境。进一步构建并完善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从而有益于学界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基于分类替代性关系的应急物资储备量分析

政府应急物资储备是应急管理的物质支撑力量，当前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物资储备如何更有效的服务于应急工作，很少考虑储备成本问题。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条件下，物资储备成本的最小化是提高整个应急管理效率的一个部分。将现有的主要物资储备方式实物储备、生产力储备以及合同储备根据其本质特征概括为实物储备与紧急采购储备两种类型，通过分析两大类储备方式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的分析，容易发现两种间的替代性是不完全的。基于财政资金充分利用的考虑，究竟将政府应急物资储存量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达到既不耽误应急又使成本最低？通过具体分析，在实物储备与紧急采购储备之间的替代渐进到互补关系的区间内寻求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确定了一个最佳物资储备量，这个量能够满足提供不变的应急物资保障水平的前提下使物资储备的成本最小，从而实现应急资金最优化使用的目的。     

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公法路径——以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为切入点

以政府与企业签订协议的方式保障应急物资供给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在政府主导下有序吸纳社会资源,是现阶段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关键。但对这种协议性质的争议和对紧急采购概念的误用,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民法典》第494条规定的国家订货合同进一步造成了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向私法路径的偏移。对此,应当明确应急物资保障协议是特殊的政府采购合同并定性为行政协议,在澄清《民法典》第494条不利影响的基础上,遵循公法路径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在这一路径下,应当在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中增加储备对价条款,以平衡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此外,还应当建立与应急征用并行的应急征购制度,作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委托代理理论下应急物资库存成本控制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方法研究了政府委托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管理应急物资库存后,存在道德风险时,政府如何激励企业努力降低应急物资库存成本的问题。首先分析不同情形下政府与企业的库存成本构成,继而假设政府利用招标机制将应急物资的采购和库存管理一体化操作,建立满足企业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政府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最后用遗传算法进行仿真计算,结合算例分析政府和企业在不同情形下的收益与成本,结果表明实施激励可明显增加政府的期望效用。     

基于期权合约的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研究

应急物资的采购发生在未来某个时间,但是未来的采购价格是不确定的,政府和供应商都希望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文章考虑在应急物资的采购中引入期权合约,在签订期权合约和不签订合约两种情况下,分析供应商利润和政府成本的变化,建立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并运用遗传算法求解模型.结论表明,以期权合约的方式进行应急物资采购,不仅能够避免未来采购价格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能够使供应商利润增加,政府采购成本减少,即期权机制是有效的.最后通过灵敏度分析,分析期权合约的有效期和无风险利率变化对期权价格参数的影响.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压力场景下应急信息服务产品生成机理研究

在应急管理的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多重治理目标之间的张力塑造了压力场景,从而催生诸多研发周期短、扩散速度快的应急信息服务产品。究其原因,是内部衍生机制和外部催生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应急信息服务产品的数据、需求、技术要素为基础的产品内部要素构成应急信息服务产品的内部衍生机制,而科技创新政策、已有信息服务产品的产品基础和信息资源共享程度等外部发展条件则构成应急信息服务产品的外部催生机制。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自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以来，美国是一直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无疑是失败的。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特朗普个人或联邦制的内在缺陷，然而，通过细致梳理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具有阶段性：利用国家紧急状态所赋予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对第一波疫情的治理是达到其政策目标的，这说明特朗普曾有治理疫情的意愿，联邦制也具备治理疫情的能力。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后两波更为严重的疫情下却几无作为，防疫最终走向失败。美国大选是导致特朗普政府由积极抗疫转为消极抗疫的主要因素。大选期间，美国整个政府乃至政治系统都在为选举服务，治理所需要的协商合作被弃若敝履，政府的治理功能瘫痪。即使大选结束，这种竞争对抗的气氛也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系统，使拜登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难以取得成效。所以，从根本上讲，美国疫情治理失败是美国民主政治深层危机所带来的治理能力下降的结果。这一民主危机由政党极化而起，被大选激活，以至于对抗超过了妥协、竞选越过了治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如何应对政党极化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是对美国民主的重大考验。     

基于期权合约的应急物资采购定价策略研究

现有的政府物资储备库存储的应急物资常常耗用较多的人力、物力,物资超过质量有效期报废也造成较大浪费。因此,采用政府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储备协议,企业代为储备的方式来存储应急物资。通过分析供应商利润和政府成本的变化,建立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通过算例分析表明,该定价策略能使政府和企业达到双赢。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江苏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暴露出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面的诸多问题,包括疫情应急响应机制不够健全、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几近瘫痪、疫情应急信息系统缺失、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不足与管理滞后以及“平战结合”的医疗应急演练匮乏等。结合江苏省的实际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协调联动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预警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疫情应急信息共享机制需要取得零的突破,疫情应急物资管理供应保障机制亟须完善,以及疫情应急演练机制需要率先建立。为此提出建议如下：提高认识,加快形成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共识;从应急管理全过程健全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江苏疫情监测预警系统,完善运行机制;建设江苏疫情应急信息系统,促进信息共享;部署建设重大疫情应急物资管理供应保障与信息系统;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的运行机制;拓宽思路创新卫生应急人才培养模式。     

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研究——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

作为应急管理跨区域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有助于发挥资源集聚效应，对提升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处置能力及效率具有关键作用。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视角构建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模型，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存在外部环境严峻、起始条件悬殊、催化领导乏力、制度设计不足、协同过程不畅和协同效果欠佳等建设困境。提出夯实协同基础、发挥催化领导主导作用、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沟通交流和建立评估反馈机制等治理对策，为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参考。     

政务短视频对公众参与的差异化影响——基于危机与后危机情境的比较研究

政务短视频已经成为政务公开、政民互动、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研究以2019年12月27日至2023年1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抖音账号“健康中国”发布的792条政务短视频为研究对象,以信息处理的启发—系统式模型为理论基础,比较考察危机情境与后危机情境下作为系统式线索的内容类型和视频时长以及作为启发式线索的对话循环、危机沟通策略和标题长度,如何影响基于政务短视频的公众参与行为。结果表明：内容类型方面,危机情境下,相较于对一线应急服务的赞赏类,疫情最新进展类、政府应对举措类、利益相关者指引类均能正向影响被动参与;后危机情境下,上述内容对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危机沟通策略方面,危机情境下,相较于信息策略,支持策略能够促进被动参与,调适策略对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后危机情境下,支持策略积极影响被动参与,调适策略会积极影响主动参与。对话循环在危机情境和后危机情境下对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标题长度在危机情境下会积极影响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在后危机情境下会积极影响主动参与但消极影响被动参与。视频时长在危机情境下会降低被动参与但会促进主动参与,在后危机情...     

基于政府主导的应急供应链时延管控协同研究

文章针对突发事件导致的应急供应链短期失能,及其引发的应急公共产品供需不匹配问题,分析了需求供给扰动下信息的时效性与时延性,构建了基于政府主导的应急公共产品时延管控采购决策模型。文章将全时段决策问题转化为多个序贯阶段动态决策问题,并将所有决策主体的决策变量视为关于时间的函数进行演化分析;在协同和非协同两种模式下比较供应商的效用以确定模型的可行性;通过数值仿真研究突发事件中各主体最优决策值及其相关参数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政府应急管理成本与时延值正相关,应急公共产品供应商期望效用及柔性供给量与时延值负相关;在时延管控中物资实际需求量、物资采购价格在不同时空下影响时延值的敏感程度不同。该模型能够给政府和相关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进行合理的应急公共产品采购或生产决策提供参考,从而实现协同策略。     

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机制探析

当前，复杂多变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形势对应急志愿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应急管理中应增强预防能力、救助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快速行动力等。然而，当前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保障不足、组织化能力弱、技术联动性弱和人才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从而导致联动效能不足，影响了志愿队伍的参与积极性、志愿者的权益保障以及志愿服务的参与效率。基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制度-组织-技术-人才”四个层面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模型，厘清当前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所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形成制度赋能、组织赋能、技术赋能和人才赋能的优化策略，从而促进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有效联动，优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