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界到嵌合：城市“物业养老”的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径

“物业养老”是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实践。我国的“物业养老”源起于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跨界探索,物业企业从业务边界、运营边界、职能边界、形象边界四重维度初步跨越了组织的固有边界,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物业养老”在跨界探索中遭遇到消费层面、专业层面、治理层面以及认同层面的实践阻滞。因此,“物业养老”需向“多维嵌合”的发展路径转型,理顺供需结构、提升专业能力、优化治理机制、开展文化建设,全方位、多维度地嵌合于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生态系统,助力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行动已广泛开展,这被认为是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运用“体制嵌入”的概念来分析政府组织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运用“组织回应”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面对这种体制嵌入所采取的行动,运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互动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发现,政府组织通过将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而把社会组织纳入到自身的行动逻辑中;社会组织则通过模仿政府组织的行动争取到自身发展的资源.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企业的多重边界及其演化

企业边界的变动趋势反映了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企业的多重性质决定了企业存在多重边界。企业不仅具有规模边界、组织边界,还具有能力边界、知识边界和法律边界。新经济条件下多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验证了企业多重边界的存在,而且企业多重边界的演化在新形势下呈现出不同的方向与趋势。     

“搭桥”：枢纽型社会组织转型发展的竞争逻辑与行动策略

作为政府与一般性社会组织桥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前也面临着发展转型的难题，探讨这种难题的解决之道需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中。以江南社会工作协会为案例，运用结构洞理论对其关系网络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分别承担着培育功能、整合功能、服务功能，功能变化的动因在于这类组织延伸其关系网络寻找不同主体间的结构洞，经由借助项目运作实现资源整合、发挥专业优势拓展服务群体等策略实现对结构洞两侧主体的“搭桥”，从而使自身在结构场中占据中心位置，促使各主体间资源和信息流通。枢纽型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搭桥”，是其独特的联结纽带功能、与政府部门的强关系、丰富的资源系统以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而这恰好也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破解转型发展难题的核心所在。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矛盾及其有效治理

在当前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中,面临着集体经济组织虚置化,成员资格确认无序化,土地所有权权能结构模糊化,行政村与村民小组职责边界不清、存在代理风险和矛盾等问题。要实现对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治理,必须以农村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经营管理权集体化、承包经营权农户化为基础,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体系和行政村管理体系,强化乡镇政府管理职能,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     

西方国家大都市区组织管理模式--兼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协调管理机构的创建

本文针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区域性问题 ,提出借鉴欧美国家大都市区组织管理模式 ,创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管理机构的构想。建议创建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协调管理委员会”具有如下几个要点 :该机构主要承担跨界职能 ,必须是一个具有操作手段的权威机构 ,其组织构成应有利于该组织职能的履行和目标的实现 ,成员发展采取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的方式 ,管理形式采取上、中、下三层的分层管理模式     

现代金融制度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研究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金融制度的基本结构中,除了占据主体和基础地位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之外,还普遍的存在着另一类在组织方式(财产组织)、运行机制、业务特征和社会功能方面与商业性金融机构颇不相同的金融机构。由于它多由政府创设、参股或保证,与政府的某些经济职能相联系,在执行和贯彻政府社会经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因而在国内被习惯地称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显然,如果说商业性金融机构与市场配置资源和竞争部门相联系的话,那么政策性金融机构     

社区基金会类型化发展与行动策略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呈现政府发起型、企业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及混合发起型的多样态发展趋势。因发起主体及对社会资源依赖程度的不同，各类型的社区基金会在特征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在实践中也采用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从组织行为的情感性行动意向与工具性行动意向出发，将不同主体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策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双强”行动策略，“高情感性、弱工具性”行动策略，“高工具性、弱情感性”行动策略以及“双弱”行动策略，并提出鼓励发展社会组织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积极扶持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合理引导企业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和谨慎发展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建议。     

常规扎根与动态回应：外包式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模糊的边界：社区组织自治权力的退缩

社区的自治状态是社区各类权力主体在维护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相互之间的职能协作达到的一种自我维续样态。通观公共经济理论对社区治理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边界讨论,政府、社区自治组织、营利性组织的职能边界在理论发展上日渐走向明朗化。但是,在我们对上海市的相关调查中,却发现社区自治的边界依然存在着种种模糊,这些模糊主要是由政府对社区、市场的介入引起的,而这种权力的入侵有其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对社区治理职责边界的改进,重点在政府。     

社区公益何以持续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会公益的微观载体和重要平台,却面临“有志愿者而无志愿者组织,有志愿行动而无志愿精神”的现实,因而志愿行动不可持续,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社区公益持续机制。本文以志愿服务生态系统为基础,以整体性机制为切入点,从流程再造、团队组建、责任分配、资源循环出发,打造社区公益生产链、社区公益责任链、社区公益组织链、社区公益资源链相互联动的社区公益持续机制,通过从“闲”做起、团队化、流程化、具体化、积分兑换的机制实现途径,实现社区公益、生活、商业的深度融合。     

社会创业中的平衡难题与突破路径——以网络大病互助计划的兴衰为例

社会创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社会创业要面向多元对象，融合多元主体，解决多重问题，实现多重目标，因此平衡是观察社会创业的一个重要线索。以网络大病互助计划为代表的社会创业面临着内外主体、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运营方式和工具等方面的平衡问题，实践中遭遇了平衡的制度基础脆弱、资方和用户关系难以平衡、目标平衡很容易被打破、运行方式平衡难以掌控等困境，导致近些年来这类社会创业由兴转衰，陷入低迷期。社会创业在解决新发展阶段突出社会问题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通过完善内外制度、设置上限下限、加强监测控制和促进“超越行动”等方面的措施，实现社会创业过程的“整体性平衡”，使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法人行动”探略

"法人行动"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一项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边界和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控制、组织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独特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法人行动"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新思维.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实证研究 ——以GZ市为例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是我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GZ市进行试点.但是,GZ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实证调查表明,社会组织的承接能力构成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参考条件,并且职能转移异化为业务对接.这种现象的深层次成因在于社会组织整体承接能力不足、承接职能的范围模糊、政府职能转移"事项化"以及承接过程市场化程度低、竞争性不足.鉴于GZ市试点所反映出的上述问题,我国当前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应当适时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明确权责分离与责任法定相结合的职能转移模式,推进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合作互利.     

我国政府形象风险及其化解

重视对政府形象的塑造,促进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是现代化国家潜在的政治活动法则.政府形象是政府合法性的衡量指标之一,是小康社会建设中政府的重要社会资源之一.公众期望兑现风险、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风险、转型过程本身的风险是全面小康社会政府形象的主要风险源.克服政府形象风险累积的对策是:逐步缓和政府发展目标与公众期望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强调对重点人群的政府形象宣传,避免负面概化信念的出现;设置安全阀,建立社会矛盾第三方仲裁机制,引导社会冲突有序化、可控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秩序—绩效”的矛盾运动与调节

在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层是各行各业正式组织的共有特征,是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科层组织中存在着权力—目标、秩序—绩效、秩序—绩效数据相互交易的矛盾运动规律,故而其内生性地存在着“组织失败”“组织变色”“组织蜕变”“社会危机”等风险,稍有不慎这些风险与危机就会使得组织崩溃。要预防这些风险,就需要从战略上明确科层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使用权力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这是组织的“初心”所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科层的客观运行规律,在保证“初心”实现的前提下,允许各层级组织享有使用自身权力的自由,享有合理的“秩序失序”权利;在日常管理活动中,要开发组织稳定指数、组织变色风险指数、组织秩序—绩效协同发展指数,用以诊测科层组织日常性与系统性风险与危机,并针对性地进行风险与危机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