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意蕴、框架与路径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其战略意蕴在于有效应对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跃升,持续开创和贡献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通过构建"生态-体系-能力-成本"四维一体框架,"十四五"时期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生态的优化效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效能、国家治理能力的生产效能以及国家治理成本的管控效能,进而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的总体效能。确保"十四五"时期稳步高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键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制度执行与体系构建,完善和优化国家行政体系,善于用信息技术赋权增能,不断向高效能治理迈进。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伦理省思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是技术发展的时代必然，但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过程中，教育技术、师生关系以及教育环境等方面也会产生新的伦理风险。从理论上说，教育技术运用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认知受限而导致的算法黑箱、由文化偏见而引致的算法歧视、由智能技术法制缺位而引发的伦理治理受阻；师生关系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教师、学生以及师生等伦理关系的错位；教育环境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价值歧视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教育不公平。因而，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理性看待已经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要在倡导智能技术和教育融合共生的基础上，从加强技术支撑和伦理规范建设、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明晰智能教育伦理责任和提升师生智能素养等四个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治理新范式，以防患于未然。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关于生态经济发展的伦理思考

生态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伦理动因和伦理价值。如何构建“生态产品”的伦理评价体系,构建“清洁生产”的伦理调控体系,构建“生态经济”的市场伦理体系,事关生态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和前景。发展生态经济需要培育一种与生态经济相适应并能促进其完善的伦理精神。     

"入世"与中国现代经济伦理的构建

本文主要以"入世"加速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为背景来探讨中国现代经济伦理的构建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伦理处于一种自然经济伦理、计划经济伦理及市场经济伦理"三元交叉并立"状态,其中存在着"伦理后滞"、"伦理错位"、"伦理失范"等消极现象;"入世"迫切要求经济伦理转向一种以市场经济伦理为基础、自然经济伦理和计划经济伦理中具有现代意义的部分作补充这样一种现代经济伦理体系,这种体系主要由人本伦理、生态伦理、竞合伦理及契约伦理等四类伦理组成;要构建现代经济伦理,从伦理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伦理前导"和"伦理相生"等方式.     

区块链赋能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研究

战略性矿产资源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其开发利用正面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技术,契合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的需要,在尾矿治理、生态溯源、生态补偿等方面具有广泛发展空间。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生态监管系统、生态补偿系统和高效利用系统,拓展区块链的赋能应用场景。从强化顶层设计、提升创新空间和完善监管体系三个方面,加强区块链赋能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的风险防控。     

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与动力机制

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逻辑从"生存优雅与灵魂安顿"的生态精神高度,深度反思生态治理的价值秩序及治理主体的生成,努力揭示"大治理时代"一个更为根本、更为实质性的问题:"真正意义的国家治理是基于生态治理革命性变革意义上的‘治理实践自觉’",而此种实践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治理主体生成及现代个体生态正义观念的正当性、实践合理性规范理据。因此,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探寻必将是人类安全性生存之生态性、价值性发展的基础。在现实实践中,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及人学向度则是致力于构建、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中国生态安全的动力机制,最终促成中华民族优雅、健全的生态精神生活秩序与和谐心智生态图景的确立。     

生态伦理视角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在生态伦理视角下,人类的道德诉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系密切,生态伦理中蕴含的共生共荣共长理念为农村环境治理构建愿景。随着当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仍存在环境治理伦理理念薄弱、经济发展轻生态环保、生态化治理多样复杂、治理实践资源配置失衡等治理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生态伦理思想贯彻其中,从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实践四个方面,优化农村环境,激发治理活力,打造“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农村环境治理新格局。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机边界模糊、责任追究困境、价值鸿沟扩大和技术过度依赖等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契合了协同治理的要求。协同治理范式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具有可行性的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应构建多元协同组织,形成以政府为核心,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夯实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量提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效能,促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从引导和促进生物技术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防范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害的角度看,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相关法制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法律保障机制亟待完善。价值定位问题是构建和完善生物技术产业相关法制的基础性问题。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生物技术产业法律必须体系化和专门化,应以鼓励科技进步、促进产业优化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立法原则,以此为指导构建生物技术产业法律体系,完善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监管机制。     

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影响因素与生成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分析

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是将人工智能伦理价值和要求转化为国家规范化、常态化的正式性行动原则、集体规约与管理制度的过程，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生成逻辑是完善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体系的关键之义。运用扎根理论对我国人工智能伦理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构建出“条件—工具—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情境、价值感知和政治势能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重要发生条件，经验准备、保障基础和配套支持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必要辅助工具，国际竞合和多元协作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主要联结行为。三者发挥驱动力、托动力和助动力的合力作用，共同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建设进程。     

生态安全视角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

遗传资源利用存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层面的环境风险，而生态安全作为融合生态文明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念，应成为遗传资源利用环境风险规制的根本遵循。目前国内外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政策与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实践中仍暴露出诸多问题，为此提出四条优化建议：应完善环境安全应急处理体制机制，构建环境安全风险识别、评价、监测体系，重塑遗传资源利用环境损害的责任机制与救济机制，加强对于遗传信息数字化利用的监管，以期加快形成完备的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综合体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经济安全探析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经济安全是基础,经济安全与多层次安全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现状仍然严峻,防范重大经济风险,必须从防范金融风险、贸易风险、能源风险、财政风险、文化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方面入手。为了能有效应对可能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必须构建起强有力的经济安全体系,坚持“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产业升级,构筑可靠的金融安全体系,从而在发展中重视安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论和谐生态伦理

和谐生态伦理是在伦理学指导下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有益创新,它是对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拓展。通过对和谐生态伦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本质特征和主要功能以及调控体系等问题的探讨,基本构建了和谐生态伦理的理论框架。     

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伦理向度

从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行为实践审视,大国形象的建构不仅要依靠实力说话,还要依靠结构性伦理规制内生的道德力量.伦理规制是建构国家形象的内在要求.站在新的时空方位,中国恪遵政治伦理、全球化伦理、国际社会伦理等伦理规制体系,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树起了面向21世纪的具有和平、正义、文明、担当、自信、友好等大国特质的崭新国家形象.     

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战略选择研究

在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对于促进经济转型显得尤为重要。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包括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的现代化农业体系、以绿色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构成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需要有针对性地设定发展战略,需要明确总体发展战略、战略实现路径、战略发展重点,避免战略发展误区,等等。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资本批判及中国方案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呈现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不适应以及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出发,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发展观、"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时代,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紧抓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以依靠多元主体共治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平等均衡的国际生态合作等为基本举措。     

论和谐社会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的不平衡性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优良的权力道德生态作支撑。当前,我国权力道德生态正处于传统→现代的伦理边际,一方面现代性道德精神逐渐生成,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内核又难以割舍,在社会和谐的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呈现出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官本意识与民本意识的错位,权力伦理与权利伦理的失衡,人情伦理消解宪政伦理、身份伦理掩盖契约伦理。     

治理算法：算法风险的伦理原则及其治理逻辑

智能时代的特点是数据与算法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算法赋能社会的同时,也伴生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内生风险,因此需要深刻理解算法的伦理面向,以确立算法风险的治理原则,进而构建科学有效的算法治理体系。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实践,从算法治理的“权力—权利”价值与“技术—社群”路径两个维度,阐述了算法风险治理及其伦理关切的四个核心面向：可控、透明、安全、公平。算法伦理风险产生于算法权力和用户权利的失衡,因此算法治理的价值在于规制算法权力并保障用户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技术改进与社群约束,通过优化算法系统设计与完善算法的规制体系等方式,促进算法向善,防范或化解算法支配、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风险,并保障算法使用的安全性。     

中国民族问题治理的理论阐释

中国近代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尤其是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就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体制机制,从而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体系。民族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的总体结构中循序而进,并在国家体制构建中形成了应对现实挑战取向的治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取向的治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民族问题治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又形成塑造新型民族关系取向的治理,并通过对现行民族关系的调整,打造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民族关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