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措施适度适用与限制适用研究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有条件限制,但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滥用或不当适用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司法、执法人员对刑事强制措施适度适用与限制适用的理念不强。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要注意合法性、必要性和比例性或者说相当性。因此,必须加强对司法、执法人员职业操守的教育和培养,强化他们的强制措施适度适用、限制适用的理念,实行令状主义,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贯彻“以案件为单位原则”,以及刑事诉讼及时原则。     

日本“部分修改刑法”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

近二十年间,日本已从刑事立法的稳定化转向了刑事立法的活性化,同时出现了刑法保护趋于早期化、刑罚处罚趋于重罚化的发展趋向。当前,我国应当既要借鉴日本刑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又要着眼于自身国情,以此对我国的刑事立法活动有所助益。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观的流变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深刻地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化与流变。在刑事诉讼价值上,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在刑法功能价值上,体现了“只有没有代替方法的时候才考虑采用刑法”的理性司法;在刑罚适用价值上,实现了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刑法目的及刑法目的多层次性,彰显了刑法公正观和人道观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文关怀。     

论我国刑法犯罪概念的分立化

我国刑法一直使用的统一犯罪概念应当分立,按照社会危害性性质、程度实行犯罪行为分类,可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犯罪概念分立的价值在于,使社会对犯罪的评价标准更为清晰、明确,使犯罪概念的总标准与犯罪构成具体标准相衔接,为刑罚处罚个别化、多层次化提供基础.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刑事归责的概念与构造

风险社会刑法的核心问题是归责问题,解决刑事归责问题的关键是厘清刑事归责的概念与构造。刑事归责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伦理学对犯罪人自由意志的讨论,其后经由一般归责到行为归责、行为归责到责任归责、责任归责到不法归责的理论变迁,逐渐演变成犯罪评价的实质核心和基本框架。刑事归责意味着在客观上能否把某种结果归属于行为人之行为,在主观上能否把某种行为归属于行为人之能力,因此刑事归责的构造可以表达为由谁因何种基准对什么负有责任,其具体包括责任主体、归责对象、归属基准三种参数。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竞合适用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性质不同制裁方式,实践中一个行为同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的情况越发增多。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竞合方式、适用程序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解决二者的竞合适用问题。     

存在于悖论夹缝中的行政规范冲突选择适用权——兼议《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的制度缺失

有人认为效力位阶与适用规则的规定直接给与了执行机关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权,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冲突选择适用权子权力形态与整体的界限;偷换了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问题的概念。行政规范冲突选择适用权存在于悖论的夹缝之中,需要在分析其完整样态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考察其行使的可能。《公务员法》关于“违法命令不执行”的规定扩展了规范冲突选择适用权的空间,可也存在着一些缺失,会带来某些困境,可以从法理上探讨改革的可能与路径。     

新型网络支付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

新型网络支付应运而生,但也潜藏各种类型的刑事风险。当代刑法适时介入有其必要。立足现代刑法保障机能及其基本理念,既要尊重行政法的一般性规制作用,也应统合刑法谨慎介入立场和预防性刑法思维。对于利用网络支付实施盗窃的,应以盗窃罪论处;对于利用网络支付平台转移银行卡内资金的,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对于利用新型网络支付实施非法融资的,应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适用边界。对于利用新型网络支付实施洗钱犯罪的,应明确刑事制裁的边界。     

我国刑事和解适用制度的可借性与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刑事法制度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当前缺乏统一规范的情况下,应当充分考虑刑事和解功能的实现,并结合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国情以及操作的可行性等因素,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新的刑事理念,构建我国刑事和解适用制度.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三章以4个法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其实质理应是缺席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普通的缺席审判相比,法条的精简导致缺乏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其实,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的价值基础。通过借鉴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可以通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设计,解决因被告人不出庭造成的权利失衡所可能导致的审判结果的不公,实现诉讼效率与社会正义兼得的诉讼目标。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个制度性的审视框架

衔接机制对于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有合法性保证、有效性改进两大制度功能,主要包括逻辑上的机制抽离和制度上的规则设计两大板块。首要的是从逻辑上合理定位执法主体间衔接的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其中,主体协调机制是重要前提,执法指导机制是先导力量,信息交流机制是技术平台,激励机制是推动力,利益机制是催化器,约束机制是防腐剂。进而,尚需延伸到制度的层面,建立起案件移送制度、刑事优先制度、行政刑法制度与特殊时效制度。     

刑事既判力与刑法溯及力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刑事既判力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以诉讼效率和人权保障为基本价值追求;而刑法溯及力作为刑法学的一个范畴,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为人权保障的极大化。二者的价值目标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冲突。在刑事一体化的观念指引下,我国的刑法溯及力规定应以与刑事既判力原则相协调为基础进行重构。     

目的论体系视域下虐待儿童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界限适用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界限,是虐待儿童案件的适用难点。只有在目的论体系视域下,从形式上贯穿虐待儿童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法律体系,实质上厘清法律体系保护目的导向的虐待儿童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破解这一适用难点,使具体案件处理更为正义。     

论环境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 ——以环境立法中刑事法律规范的"裁判化"为视角

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与环境立法防止环境违法行为的目的可谓不谋而合.因此,加强环境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不仅必要而且可行.虽然在实现二者协调的过程中,以"裁判法"为基本定位的刑事立法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但囿于现行环境立法自身"行政管理法"的定位,二者之间在事实上并不总是十分协调.鉴于刑事立法天然具有谦抑性、稳定性、补充性,欲结束二者之间这种"貌合神离"的失调状态,关键在于实现环境立法中刑事法律规范的"裁判化".其中,理想模式是制定环境附属刑法或环境单行刑法;现实模式是通过必要的环境立法设计,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为环境犯罪领域中刑法的适用提供更加充分、准确的法律指引或法律依据.     

刑罚处罚与刑事处遇措施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少年刑法规范为例

少年刑法是我国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刑法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尚无系统的少年刑事法典,相关的刑法规范只是在普通刑法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且存在诸多问题。明确对少年犯的从宽处罚幅度,加强刑罚处罚原则间的协调,改革少年犯刑事处遇措施,建立对少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司法保护制度以及刑罚裁量制度,应成为完善我国现有少年刑法规范和未来制定少年刑事法典的重要内容。     

社会行政与社会管理:概念辨析及比较

随着中央对于"社会管理"重视程度的进一步加强,学术界关于社会管理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于"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两个近义词的概念界定还不够清晰,特别在它们在英文词汇的使用方面还存在混淆现象。在本文中,作者以二者的英文词义辨析作为切入点,对"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的有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走出困惑:关于行政概念的再思与再认

国内外学者关于“行政”的定义,错综复杂。在西方早就有“三权说”、“二分说”和“功能说”,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由于行政主体划分不同所引发出的广义狭义概念之分。产生这一局面的原因,学者们归结为多个方面,既有行政在范围和数量的内质原因,也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外部因素。本文认为,准确确立行政的内涵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必须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行政概念;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不同于个人或经济组织非政治、纯技术性的社会活动;行政是管理系统中一个子系统,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注意关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范围,充分认识在这一体制下的行政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