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叙事的空间与空间的叙事——读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

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以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入开掘了空间叙事这个研究领域,以小说这种时间性媒介文本为基础讨论了叙事文本的空间类型和特点,追溯了叙事空间研究的心理学、哲学和美学渊源,也研究了跨学科的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和空间性媒介的图像文本如何叙事,是叙事学领域中一本开疆扩土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     

后经典叙事学的“作者”描述与建构交流叙事理论的可能性

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对作者的重新发现。从后经典叙事学各种理论对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打破结构主义叙事学文本框范的努力。而这种对于作者的关注必然引起对作者行为与写作目的及效果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叙事学研究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直接引起对于语境、规约的研究,这就为叙事理论研究的文化视野打开了大门,这使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建构交流叙事理论成为了一种可能。     

音乐叙事中的“事”及“事”的叙述

音乐作为一种语言或亚语言,其实质是心理活动的交流,这种思想交流方式决定了其内生某种叙事模式。音乐叙事中的"事"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存在,"事"的叙述基本按以下路径展开:"事"在文化语境中得以展开;标题作品更易于叙事,其通过文字标题来提示"事",通过音乐主题以及主题的展开来间接说明"事";音乐元素是符号,其组合成旋律、节奏等音乐形态进行情感自白,情感自白所具有的代入感让听众感受"事";音乐叙事是事件与情感交织的叙事。     

构建中国本土叙事理论的新创获——读《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

西方的叙事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登陆中国,90年代始,国内叙事学家开始根据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参照中国的叙事实践,融合国外叙事学家的理论,撰写自己的叙事学著作。这些著作立足于经典叙事学,都试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     

讲述“它们”的故事：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

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存在四种类型：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动物、植物、岩石、水和盐等的故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精灵、恶魔和怪物等的故事）、人造物的叙事（如关于硬币、椅子和玩具等的故事）、人造人的叙事（如关于木偶、稻草人和机器人等的故事）。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中,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实体发挥了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因此,考察儿童文学中的非人叙事不仅有助于引导儿童读者关注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强调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还有助于思考诸如他们何以成为更好的人类以及如何通过培养对非人类物种的共情、体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而去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等问题。     

巴赫金表述诗学与叙事理论的关联性研究

学界虽然肯定了巴赫金与叙事理论的关系,但对两者之间具体关系的研究不是很全面。表述是巴赫金表述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表述兼具表达之意与叙事之义,表述与叙事作为方法论的一个概念范畴,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从概念上讲,表述与叙事都涉及内容、结构、形式等范畴;从研究对象上讲,符号、话语、文本同属于两者的研究对象;从理论来源上讲,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索绪尔语言哲学都对两者产生过影响。因此,从概念、研究对象、理论来源三方面讨论表述与叙事的关系,可为巴赫金研究与叙事学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     

从“抒情传统”到“叙事传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作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主张,无论是所谓的"抒情传统"论,还是"叙事传统"论,都未能脱离"本质主义"理论范式。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与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这值得深刻反思。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及其理论拓展,需要突破那种或"抒情"或"叙事"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更多维也更全面地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研究探讨和理论阐释,从而开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新境。     

跨媒介叙事研究的范例——从《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看雅各布·卢特的叙事学研究

本文以<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为中心,论述著名文学理论家、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雅各布·卢特的叙事学研究.其书以小说与电影的跨媒介叙事研究为立意,调动作者几十年来在文学理论、叙事学、现代主义小说等领域的丰厚积累,兼采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视角,在理论与分析的密切结合、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的融通、遴选讨论对象的独具慧眼、多所会心的得失评骘方面都有鲜明特色,使该书显示出开阔、厚重、细腻、朴实的学术风格,堪称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典范.     

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与伦理取位——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探析

作为当今北美最有影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越来越受到中外论者的关注和推崇。本文试图从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伦理取位等三个维度,来综合考察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在叙事聚焦这一论题上,费伦挣脱了故事与话语之分的教条式羁绊,在驳斥西蒙·查特曼、杰拉德·普林斯等人关于叙述者无法感知,不能充当聚焦者这一论点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叙述者充当聚焦者的可能性与效果,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双重聚焦现象及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的影响,为叙事聚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审美、文化与叙事——与谭君强教授“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商榷

作为旨在建构超越西方的中国叙事理论努力的结晶,谭君强教授近年通过一系列颇具分量的论文与专著在学界提出并倡导“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谭教授建构“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学术努力是以“理论框架构想——具体理论问题探讨——文学批评实践”三位一体的方式展开的,显现出论者严谨而极富功力的学术求索精神。然而由于表述上的疏忽,对理论构想中所涉及的关键词缺乏相对确切清晰的界定与阐释,以及对于文化叙事学与审美研究之间能否与如何兼容未做出有力论证,对审美文化叙事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批评运作未做出详致探讨与及时总结,这些缺憾导致谭教授的构想在理解与接受上造成诸多疑义,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构想论证的缜密性,而构想的可操作性和阐释效度亦因此受到置疑。本文认为,鉴于是对文化叙事学的纠偏与修正,“审美的文化叙事学”一语作为对谭教授构想的表述会更为准确合适。另外,文化叙事学与审美研究的交叉融合,可以最大限度消除两者的局限性,面对当前特定的文化审美境况,“审美的文化叙事学”可以充分释放出其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在总结谭教授批评实践的基础上,文章概括了“审美的文化叙事学”的独特研究路径,并指出如何适当有效灵活系统地调动不同方法,用来对叙事文本做出审美分析与审美价值判断,仍有待于我们的积极探索与总结。     

符号与叙事的自由嬉戏——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理论对电影叙事学的影响

洛特曼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把电影文本看作是一个面向现实和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和交际系统.在洛特曼看来,电影的本质就是讲述故事,即电影具有叙事性,于是电影如何借助符号进行叙事遂成为洛特曼电影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洛特曼认为人类文化史上存在着话语和图像两种各自独立、互不相同的符号类型.为了完成电影的叙事性,就需要话语符号和图像符号相互配合、互相补充.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先秦寓言中“物”的叙事分析——以《庄子》寓言为例

先秦寓言中的"物",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含可触可视的物质,还包括不可触不可视的物象与心象,它们蕴含了"象"思维模式,成为寓言运用比喻进行说理论道的载体。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寓言,大量出现充满神性的动植物、自然物象、神人等叙事要素,它们承担了"物"叙事的文化符号、主体性和实在性三种功能。以人类学为理论基点,从整体观、复原法的视角探究先秦寓言的"物"叙事手法,有助于理解寓言的"象"思维模式。而对"卮言"的文化原型物象陶均的考察,为先秦寓言"物"叙事提供了旁证。对先秦寓言的"物"叙事分析,不仅从中国视角拓展了"物"叙事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而且可以借助古代寓言的叙事方式为"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们找寻精神救赎的力量。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叙事学研究的跨媒介趋势——"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8月2-3日,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近40人,会议共收到论文26篇.这次会议专题性强,与会者围绕"跨媒介叙事"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从提交论文和会议发言的有关情况来看,会议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跨媒介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传统;二、跨媒介叙事与广义叙事学的建立;三、叙事中的"出位之思"、媒介模仿与媒介转换问题;四、跨媒介传播演变中的叙事问题;五、互文性叙事问题.     

叙事学研究一个有意义的拓展——兼答胡俊飞《审美、文化与叙事——与谭君强教授“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商榷》

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到现在依然在延续。在国内外,对叙述学理论的扩展、完善与深化不断在进行。＂审美文化叙事学＂是在叙事学发展中所提出的一种理论构想,并通过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形式展现出来。对于＂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缘起、历程与理论思考,＂审美文化＂的意义以及与叙事学的内在关联,＂文化叙事学＂的旨向与状况,审美、文化与叙事之间的关系等,均在回应胡俊飞相关论文商榷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与阐释。     

宏大而多彩的人文叙事——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地域特色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主要体现为：一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与儒、释、道生态思想相融合;二是生态、生活和生产相融共生为一个整体;三是往往通过显性规约和隐性习俗得以维系;四是主要通过口头叙事方式得以传承。所有这些,构成了蔚为壮观的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系统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