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探微——基于新西兰的案例分析

基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主导因素的深入剖析和新西兰的案例考查,指出在新自由妇主义政策的指导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策略过于以经济为导向,而这种导向对于大学的发展和大学间的合作缺乏远见。为此,文中结合前人的探索,提出了一个可供高等教育借鉴的四步国际化发展模式。     

西方国家大学生国防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大学生国防教育特指在现代国防安全、国家安全观念的影响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国防意识、国防理论和国防实践的教育。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国防教育所具有的法律化与制度化、规范化与正规化、社会化与开放性以及军事爱国主义等优势特征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的国防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实践理性:高等教育评价的哲学审视

分析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现状,论证了高等教育评价哲学审视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具有实践理性这一理论特质的高等教育评价观,并对高等教育评价的主体观、客体观、形式观、方法观、工具观、标准观、功能观等方面做了逻辑走向的展望。     

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伊拉斯谟世界计划”案例研究

指出欧盟2004年启动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旨在推动欧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自项目实施以来,提高了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增强了欧洲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对于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并研究“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其成功与不足之处;认为中国应把握与认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态势,促进和国等教育国际化,以此提高教育和文化的影响力.     

论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和策略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区(GMS)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广西与GMS国家在经贸、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本文通过对广西与GMS国家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义和现状的分析,提出广西与GMS国家高等教育进一步合作的发展策略。强调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目标、深化教学改革,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大力开展跨国合作办学。     

“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国家创新体系"又称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骨干部分是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基本功能是进行并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对高等教育有较为深刻的启示高等院校要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作用;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现代化建设.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公民教育及对我国公民教育的思考

当今时代,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公民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逐渐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公民教育有重要的启示。      

互联网+“国际双师教学”: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途径

随着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之一。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然需要具有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共享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引进先进的国际课程和高水平的外籍师资。在对中国国内互联网+“双师教学”进行追溯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国际双师教学”这一新的教育模式,旨在期待其可以成为有效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途径。     

乌托邦与教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对理性的普遍坚信是20世纪人类乌托邦的核心。科技理性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占,物质生活的富裕对人的诱惑,导致了人在精神上的危机甚至沦落。乌托邦的隐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贫乏的精神画面。在人类痛感精神家园失落的时代,布洛赫在"希望"的理念之上构建了他的乌托邦哲学。弗洛姆高举着"让人成为主人"的大旗,哈贝马斯则提出了交往范式,构建了他的交往社会的乌托邦。教育,因其表现着对"不在场"的未来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乌托邦精神。     

应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的对策

西方国家为了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上、文化上加紧对我国进行全面渗透.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全面抵御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     

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视界与前景──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21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将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与挑战。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在深切关注一系列当代人类发展的新课题、在“不断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其主题、视界与范式都将发生“交往实践观”的转向,从而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科学理论。     

“差序格局”再审视及法治困境的破解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尝试着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外亲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当代社会,由于发生了利益上的分化,差序格局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竞争。一方面,人们可能通过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可能通过"攀关系、讲交情"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对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从原始内涵及现代内涵进行再审视的基础上,可从法律文化自觉的角度结合当代中国立法实践对当代法治困境提出破解之道。     

社会建设主体的多重性:“国家”在场与“底层”在场

在我国开展社会建设事业,目的即在于要给予具有独特运行逻辑与发展需求的社会以充分的发展空间;亦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而在这一目的之下探究社会建设,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是明确何谓社会建设的主体。只有明确了建设的实践主体,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最终顺利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整合与自治:西方国家的实践与经验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学院/教学与科研单位作为法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依据学科设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同时又受中央教育管理部门的直接控制和干涉,基层组织之间高度闭合,整合程度不高;讲座/研究所作为德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依据学科设立,独立于大学,享有高度自治权,其设置加深了学科间的壁垒,导致基层组织四分五裂,呈高度分化状态;学系作为美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按照一级学科设立,整合程度相对较高,学系受国家和大学两个层面的制约,自治程度相对较低。西方国家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历程表明,组织整合与组织自治是其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和改革的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对西方国际安全观的超越

长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大致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观，即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丰富思想内涵，既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安全观的合理成分，并摒弃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高远，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后者质的超越。只有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化于心并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整个国际社会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转向——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再分析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关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马克思通过一系列著作表达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马克思哲学观是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扬弃,具有反思辨、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特质。以实践为立足点,还使马克思哲学较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更彻底、更深刻,从根本上超越了主客、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模式,更具有了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品格,实现了哲学史上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革命性转向。     

对经济法“需要国家干预说”的审视与反思

"需要国家干预说"之经济法认为,市场经济固有市场失灵之弊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国家权力进行经济干预,因此经济法出现以供给国家干预权力。但此学说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国家干预"一词存在歧义,导致理解和使用混乱;以"国家干预"定经济法之名,弱化了市场自组织的价值;"需要国家干预"之经济法的目标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之经济法的目标不符;"需要国家干预"之经济法被赋予了太多经济期望,经济工具性色彩过浓。     

“同一性”的危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国家认同风险论

本文试图说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重大突发事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语境下成为全球“媒介公共事件”,公众、他国或国家体系、世界主义者、平台型媒体等成为事件场域中政府、专家、机构媒体等传统行为体之外的“新玩家”。重大突发事件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国家的“整体性观念”面临着“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的巨大冲击,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代表性行为体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从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既定的国家“同一性”支撑产生或可能产生损害、损失或危机。     

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趋势透视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即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 ,“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的一次重大突破。这种实践模式尽管远非完善 ,但在西方公共管理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因而对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