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后疫情时代全球卫生治理面临重大变革，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卫生合作与博弈中展开较量，中西方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发生正面碰撞，从而引发“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安全困境说、霸权论、权力转移论、身份认同论等理论为分析全球卫生治理话语权问题提供了思考角度。为避免陷入西方理论界构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国理论界应当保持警惕。在理论构建层面，应尊重既有理论体系，完善特定部门领域理论；在理论博弈层面，应当保持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自信，勿将良性理论交锋恶意升级；在理论话语风格塑造层面，应当始终保持客观理性，实行防御型和进取型相结合的理论外宣策略。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与当代价值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其目的是维护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秉持的是否定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其理论是维护特殊人群利益的特殊维度和地区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积极成果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他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辩证地处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人类情怀的价值取向,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转换为新的发展方式,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把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与促进民族国家消除贫困和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是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普遍维度和全球维度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背景、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回应中国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构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习近平社会治理理念的三重维度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社会治理的论述是对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鲜活展现,是社会治理中人本价值的体现。它在理论维度上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共同体建设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延伸;从价值维度上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拓展了人民群众的主体积极性,坚守了共享发展理念;从实践维度上借助互联网建立生态化治理体系、提升多元治理格局、培育社会治理主体意识。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的新探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树立了制度自信。     

文化治理的理论源流、反思与现实路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化治理有着迥异于西方的逻辑起点和社会环境。在中国推进文化治理过程中,应从“怎样治理”与“什么文化”两方面对源起于西方的文化治理理论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进而从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道器一体”确立中国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因此,在理念上,要立足中国实际,明确社会转型期文化治理的特定文化内涵;在方法上,要借鉴他国经验,充分利用好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化入心”基础上最终实现文化善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际法价值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全面、系统的体系，包括国内法治及涉外法治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国内法治的思想具有基础性价值，而涉外法治的思想则涉及到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等重要。在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主张。这些主张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为国际法的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探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集中体现在“民惟邦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治国理政总体方略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正己正人”廉政文化与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和合共生”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以及我国更好的国际形象树立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与现实借鉴

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中,探寻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和学理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主要围绕“四个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是古代关于生产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禀赋论、专业化生产与规模经济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第二个维度是古代关于交换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展开;第三个维度是古代关于运输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的陆路运输和海运通道;第四个维度是古代关于治理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围绕义利观和天下观展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基本涵盖了西方国际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并基于中国历史现实,从政府作用和价值观维度赋予了国际经济理论更多意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为中国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治理逻辑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完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具有以安全为基石、发展为内容、法治为保障、价值为纽带的结构特征.在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空间治理的战略擘画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蕴涵了物质层面、治理层面、价值层面等多维度的关系系统,遵循“网络+政治”“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统筹发展的治理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国际关系旧观念的全面超越,为世界人民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互联网治理新秩序框定了共同努力的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重大意义及实践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于全球发展和人类发展，在关照“两个大局”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升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核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建和平发展的新型国家关系。新时代需要通过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强共同利益意识，完善和健全话语传播体系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谐世界理念的渊源、蕴涵及其时代价值

"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充满民主精神,具有全球眼光的全新的世界发展观,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广泛赞同。它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既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益思想,又是对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和平外交思想的升华。"和谐世界"理念内涵极为丰富,蕴含着从实现国家利益之间的和谐、世界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到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它是理想主义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平与善治而设计的新范式,也是为满足世界不断变化需要而创造具有东方意蕴规范理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维研究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格局复杂变化,从国内与国际、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与发展、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等维度观察、研判、统筹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类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这种系统思维体现为注重整体性,在统筹历史现实、国内国际大势中把握国家安全;注重全面性,在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过程中布局国家安全;注重关联性,在形成协调行动的强大合力中推进国家安全;注重动态性,在抓好当前和长远有机统一中谋划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界定与历史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表征，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与历史使命，需要在空间的横向比较与时间的纵向梳理中对其进行理论定位。从横向维度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区分的切中中国社会现实、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自主知识理论体系；从纵向维度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追溯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跃迁，尤其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肩负着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历史使命。     

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注重"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做了继承和发展,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范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吸收、借鉴并且批判国外生态思潮与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哲学本体论上进一步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提出通过各民族国家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为解决21世纪全球面临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全球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及其战略价值探析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体系大体可分为技术功能认知和国家建设方略两大层面,前者深入揭示了互联网的强国功能,包括互联互通、同构共生及驱动引领三个维度;后者则系统建构了网络强国的实践路径,涵盖网络安全建设、核心技术建设、网络主权建设、网络法治建设、网络舆论建设及网络文化建设六个维度。习近平将“网络”与“强国”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网络强国系统论述,既是对信息化时代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面向未来,对国家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科学谋划,在理论革新、安全保障、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服务人民、全球治理等层面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再审视——基于国际视角的国家嬗变

国家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国家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国家属性和职能发生了拓展与革新，国家的国际属性进一步彰显，国际层面的职能需求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既有的国家属性与国家职能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被影响和改变，单向决定与零和博弈的传统逻辑逐渐被打破。国家维度与世界维度截然不同的考量和关切成为国家向世界迈进的现实困境和巨大难题，如何实现国家职能在社会—国家—世界维度的连贯对接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面临的重大考验。这一过程的实现既需要运用从社会汲取资源的国家权力，又需要向全球实现资源转化的国家能力。这既是国家走向世界的关键考验，同时也是理论研究中国家视野向国际视野转变的重要过渡。     

国际文化贸易大国的衡量维度与中国文化经济强国路探索

中国成为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与统计口径有极大的关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造业大国及货物贸易大国在文化领域的自然延伸。衡量国际文化贸易大国的维度不应局限于统计层面的规模和体量，合理优化的国际文化贸易结构将直接决定“大国”的高度和水平。关注多元的国际文化贸易动因，客观把握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贸易利益的获得更为重要。将中国由国际文化贸易大国建设成为文化经济强国，需要坚持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从文化制造向文化创造的供给能力转变，促进从文化产品主导向文化服务主导的结构转变，持续加强从传统文化行业向高新特文化行业的升级转型，全面实施以参与全球分工为基础的文化要素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