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atGPT的人工智能奇点论反思：本体预设、类比逻辑和主体关切

ChatGPT的广泛应用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能否突破奇点的讨论,这为我们反思奇点论的思想主张和叙事逻辑敞开新的思想空间。在本体预设上,人工智能奇点论秉持计算主义的智能观,其“世界是数”和“人是机器”的基本预设都是对世界抽象还原的结果,因而不能仅以机器算力的标准来评判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超越。在类比逻辑上,人工智能奇点论将数据类比为经验材料、将算法类比为人类意识的做法,只是一种机械的形式化类比,其中抽象掉了以意识为载体的人类智能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而误将人工智能的自动性指认为人类智能的自主性。在主体关切上,人工智能奇点论对技术替代可能引发普遍失业的忧虑,虽然看到了技术发展可能使人贬值的深刻挑战,却没有透视到劳动与主体、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忽视了资本逻辑支配技术演变从而消解主体性的深层本质。     

智能媒介、机器主体与实拟虚境的“在家”——人机传播视域下的智能音箱与日常生活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正制造出苹果Siri、微软小冰、智能音箱、波士顿动力机器狗等形态各异的社会性互动智能体参与到人类传播中来,它们所具备的语音交互、社会嵌入性和可控制性等技术与社会特性改写了传播的人类中心主义模式,技术物在其间不再是一种渠道或"人的延伸",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传播者的角色,与人类共在。本文在人机传播视域下,以作为AIoT时代语音"入口"的家庭智能音箱为例,探讨机器是如何成为传播主体的,机器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区别在何处,以及对家庭空间、关系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了怎样的重组,以推动我们更好地理解迎面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劳动替代危机下人机关系的颠覆与重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热潮再次引发社会普遍焦虑,主要体现为作为人类独有能力的语言与情感劳动的替代性担忧。导致替代焦虑的根源与传统的人机对立观有直接关联,即机器是作为人类主体的工具性存在,这种观点并未准确辨识人与技术的协作共生关系,难以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当代社会中角色的新变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辨析人的本质与人工智能劳动的角色,将人工智能从人类中心的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寻求对传统人机关系的颠覆,视人工智能为与人类共生的存在者,在坚守人的本性基础上重建协同共生的人机共同体。     

聊天机器人的法律人格争议与传播侵权责任研究：基于ChatGPT场景视角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聊天机器人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并可能引发大量的传播侵权问题。聊天机器人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也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讨论聊天机器人的法律责任必然无法回避其是否具备法律人格的争议，目前主要有否定说、限制说和肯定说三种思想流派争论。依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对传播侵权的规制路径，聊天机器人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适用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然而，具有自主学习和强大内容生成能力的大模型ChatGPT的出现，对这一传统规制路径提出了挑战。通过双轨制构建聊天机器人的法律责任主体资格，可以解决我国传统侵权责任的规制困境。针对弱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依旧采用传统侵权责任的规制路径；而对于增强人工智能和自主人工智能这类不可预测性较强且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聊天机器人，应当赋予其法律人格地位，并建立财产保障、安全技术保障与市场保障机制，以应对传统侵权法律无法应对的挑战。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中国医患关系的历史嬗变与伦理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古代相对和谐到近代日益紧张到现代冲突不断,传统医患关系中的义务性呈现泛道德化色彩,近代医患关系呈现法律关系特征,当代医患关系由物化到博弈化趋势。只有回归医学人文精神,树立医生的道德责任,以诚信为准则,才能构建现代和谐的医患关系。     

全球化视域下的华语电影：身份、集体记忆与传播策略

作为文化现象的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华人共同的视觉经验,构成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彰显着民族性、本土性的华语电影如今面临全球传播的困境：面对＂他者＂的评价与判断,要想保证华语电影的特点并且实现跨区域传播就必须采取一些普适性策略。     

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历史、逻辑与理想

智能互联时代,算法成为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基础。从历史上看,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可以用DV摄录和移动手机的大规模使用为节点,分“专业生产+频道传播”“大众生产+融合传播”“全民生产+平台传播”三种形态。从逻辑上看,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有以权力为核心、以算法为核心和以兴趣为核心三种形态。权力、资本、技术、兴趣的复杂关联构成了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基本框架。而面向未来,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呈现出个体趣味的重新链接、渠道形态的有机融合、传播偏向的刻意扭转、万物皆媒的场景建构四种理想形态。     

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平台化视域下的国际传播

平台化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亟须突破以媒体为主体、以内容为载体、以国家为边界的局限性,从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3个方向寻求突破。第一,掌控数据主权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只有在全球化的平台生态系统中把握用户数据的流动,在基础设施平台、中介平台和行业平台层面均建成中国主导、有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打牢“地基”。第二,连接数字基础设施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切入点,中国应聚焦于平台化发展的驱动力,借助多行业的平台接口提升国际传播内容的丰富度和表现力,同时拓展中介平台的服务范围,将数字平台产品作为国际传播的载体推向海外,并充分挖掘数字基础设施的可供性,通过多维路径提升国际传播实效。第三,元宇宙是平台化国际传播的未来布局方向,可以通过共建理念消解数字地缘政治的影响,通过具身传播技术引入更加多维的数据流,并利用平台开放的可编程性实现技术之间的互用,推动实现平等化、精准化、社会化的元宇宙国际传播。     

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中国古代谏议

在传播学家拉斯韦尔看来,传播的第二项社会功能就是"协调关系".从理论上看,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协调关系"功能同样可以表现为"协调"、"调节"、"说服"、"论坛"、"联系"等几方面,但这些"协调关系"的具体功能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存在明显的缺失.中国古代谏议传播虽然对政治权力--皇权(王权)有一定的制约、调节.但它只是在专制政治秩序、结构及观念内的有限调节.谏议传播制度总体上并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君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核心价值视域下的电视传播与文化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给电视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电视工作者文化自觉提供了指导思想。充分认识电视传播在核心价值建设中的重要性是提高电视工作者文化自觉的前提条件。高度文化自觉的电视工作者是发挥电视传播在核心价值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的重要保证。     

从“人机共生”看PSC智能语音黻系统的信度、效度与影响

2007年后PSc智能语音测试系统逐步推行,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较大改善。但伴随推行范围进一步加大,其智能性、准确性与社会影响越来越激发业内深层思考。客观评价PSC智能语音测试系统：创造“人机共生”环境,人工参与语音测试,尽可能确保各级语音评测的精准度：普及汉语口语标准度和规范度的社会共识;建立动态发展的大容量语料库以资评分参考,不断提高母语测试系统的信度与效度,是完善汉语标准语语音测试系统的必经之路。     

论危机传播中组织与新闻媒体和谐关系的建立

本文主要探讨危机传播中组织与新闻媒体之间应该怎样从传统敌对关系,转变到新型合作与相对独立的和谐关系。文章认为双方可以在对公众高度负责的基础上,以真诚的态度,达成“传播是危机的出路”的共识,在行动中互相配合。     

公共交往、学术传承与社会教化——传播史视域下的书院性质研究

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教育组织,而且也是重要的文化传播组织.书院的传播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传播空间上实现了从私密性到公共性的转变;二是传播层次上实现了从知识生产到学术谱系的提升;三是传播理念上实现了从个体教化到社会教化的延伸.书院传播活动的发展,是其立足于地方社会和获得制度化赓续的重要原因.     

功能主义视域下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内容构成、困境及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作为新兴传播形态,因其用户规模庞大,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持,也是法治传播的核心主体之一。新媒体法治传播具有传播属性和法律属性,其主要的特征为传播主体多元化、信息体量爆炸式发展、传播方式呈现交互性、信息的价值多元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作为社会理论,可用于研究新媒体在法治领域的传播功能。新媒体法治传播功能的内容构成可分为政治功能、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其法治传播功能发挥具有一定限制,原因是面临着规制不足、主体泛化、伦理失范的现实困境。对此,通过新媒体治理法治化、建设“价值—技术”多元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完善新媒体从业人员自律机制三条进路可以实现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功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