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视域下算法权力的风险及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在经历新冠疫情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数据、算法、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动能及场域。开动数字经济发展引擎的算法因其技术性特点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但算法超出技术工具范畴影响或替代公权力决策,形成新的权力形态而引发的诸多风险也引起学界关注。通过算法权力风险的归因即内部逻辑冲突及外部价值失衡来探讨算法权力对公权力领域、商业领域、个人权利及法律自身带来现实风险,从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关系的重构角度提出公权力赋权、算法权力限权与追加义务、个体"数字人权"充权的多元治理路径。     

治理算法：算法风险的伦理原则及其治理逻辑

智能时代的特点是数据与算法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算法赋能社会的同时,也伴生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内生风险,因此需要深刻理解算法的伦理面向,以确立算法风险的治理原则,进而构建科学有效的算法治理体系。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实践,从算法治理的“权力—权利”价值与“技术—社群”路径两个维度,阐述了算法风险治理及其伦理关切的四个核心面向：可控、透明、安全、公平。算法伦理风险产生于算法权力和用户权利的失衡,因此算法治理的价值在于规制算法权力并保障用户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技术改进与社群约束,通过优化算法系统设计与完善算法的规制体系等方式,促进算法向善,防范或化解算法支配、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风险,并保障算法使用的安全性。     

算法规制的善治之道:缘起、挑战与路径

以大数据为基础、以复杂算法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长的重要力量。但算法自主能力提升和算法应用场景拓展，使算法治理可能成为异己的力量，引发平台垄断、隐私侵犯、参与弱化、算法歧视等风险，算法规制的善治要求应运而生。然而，寻求面对技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交织叠加的算法规制的善治之道，面临着多重目标、信息壁垒以及规制制度缺位与能力不足等一系列挑战。实现算法规制的善治需要完善算法规制体系，构建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推动有意义的算法透明，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消除算法规制中的信息壁垒；推进规制制度变革和规制理念创新，把国家算法权力纳入规制范围，提升规制队伍能力水平和发展敏捷性规制工具。只有实现技术向善的算法规制，才能在技术应用驱动的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中创造高品质生活。     

算法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算法推荐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和高效的信息分发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网络信息传播中。其通过信息精准“投喂”，提高了用户信息获取效率，同时也带来“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算法牢笼”阻碍社会共识生成，“算法偏见”消解主流话语权力，“算法黑箱”引发公众信任危机，“资本逻辑”支配算法价值导向。分析认为，用户算法依赖、算法权力控制、多元资本渗透和算法场域应用等是算法推荐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因素，规避和化解算法推荐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挑战，要深刻把握算法特征和规律，持续优化算法、用好算法、驾驭算法、规训算法。     

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内涵、关系及结构的认知

在当下社会治理中,权力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它渐趋褪去了原本的强制性底色,而演化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特征的行动能力。基于此,权力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传统论域下的冲突关系、委托关系转变为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耦合关系和互动关系。同时,借助结构化理论,对权力结构的认知能够突破权力关系模式化的简单理解,探索发现被隐藏的规则及功能,从而重新认识和定义权力结构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算法监控的逻辑理路、伦理风险及治理路径

伴随算法应用的全面普及，算法在社会运行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一个算法社会正在到来。算法应用给社会发展和个体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埋下了各种隐忧。算法监控肆意将引发一系列伦理风险，包括算法歧视隐忧、过滤气泡陷阱、隐私侵犯困境、劳动伦理侵蚀等。解决算法监控问题，要着眼于制度的规范与防范、技术的纠偏与破解、企业的自律与他律和个体的维权与抵抗，以推动算法向善。     

算法嵌入传播：平台媒体的权力转移与风险规避

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媒体生态系统,平台媒体及其算法逐渐在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质上承担了以往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掌握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平台媒体。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观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险。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行的治理思路是评估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社会影响,从多元共治的视角建立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公共治理权力结构的嬗变:原因与趋向

公共治理权力结构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由集权向分权的态势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失灵"为治理权力结构的分化提供现实基础,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为治理权力结构分化提供社会压力,知识普遍扩散为政府以外的主体行使治理权力提供技术准备,权力社会的内在冲突形成治理结构分化的社会基础。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在经济治理领域,市场主体将成为治理的基础性力量;在社会管理领域,社会组织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权力商品化的若干表现形式及其防范

公共权力作为保障公共福祉的公共资源,决定着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由于受官本位思维和权力消费观念的驱使,个别党员干部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治生活,使得公共权力商品化,进而引发权力交易等腐败现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理腐败,以制度反腐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着力强化制度授权和依法用权的规则意识,防范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生活、侵蚀政治生态。为此,必须从学理上厘清公共权力的职能边界和商品交换原则的适用范围,着力在从政理念、规则意识、过程监管方面进行制度化的边界规约。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风险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视角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安全风险实质上是新技术—经济范式所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带来的冲突,安全风险治理的本质是技术、经济、社会三者的匹配问题,治理目标在于通过三者的匹配形成一种对新技术的包容—排斥机制。从产生原因来看,技术的不确定性、安全风险在一定时期处于灰色地带带来的治理真空期、政府数字化治理的缺位与越位、制度适应的滞后性等是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从形成机制看,任何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都不会自动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利益分配机制,因此对抗与妥协或者说风险及其治理贯穿着赋能经济的全过程。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能量释放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旅游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变革引发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变革的问题,也即数字技术引发的各种变革不能单独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得到解决。对此,可采取引入技术—经济与社会—政治耦合治理模式、从动态演化角度对顶层政策设计进行持续改进、在矛盾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中进行协同治理等安全风险防范策略。     

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

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社会变革,尤以新兴权利和权力新形态为主要标志。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新的权力基础。在数字技术与权利和权力的深度融合中,数字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得以诞生,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权力的组织形态和法律形态。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数字权力具有高度私人化、高度弥散性与监管脆弱性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权力形态,其扩张倾向更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危机。数字权力扩张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要在把握数字社会权力动态的基础上重塑权力格局,以新的治理方式应对当下的权力变化与扩张后果。。     

论算法治理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算法已然成为当前社会运转的一个重要技术元素，而伴随着媒介成长起来、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未成年群体，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如成人化、信息茧房、全景监视、娱乐模仿以及阶层分化等算法风险。我国日渐成型的算法规制体系在制度供给、司法执行以及业界实践过程中给予了未成年人特殊的关照与保护，但仍然在监管条件、配套规则、对象界定、技术实践以及家庭教育等方面存在缺陷。这需要多主体在多环节协作配合，通过相关立法的完善、监管框架的优化、标准文件的出台、阶段保护的落实以及算法问责的强化，来妥善回应算法滥用及异化带给未成年群体的挑战，帮助未成年人构建友好型网络生态，推动我国网络强国的建设。     

隐忧与防范：人工智能介入民主政治的价值审视

作为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领域的深度介入也使得民主政治发展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如政治生态受损与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政治透明受朦与政府公信力下降、政治谣言肆虐与人的主体性价值消解等。上述风险和挑战是由技术系统的不确定性与不可解释性、资本的侵蚀与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化、算法权力的裹挟与无限扩张性等因由引起的。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向善向美，应通过加强核心技术攻坚，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完善算法运行规制，打破算法赋权失衡状态；强化算法技术把关，提高技术监管水平；缩小数字鸿沟，提升公众数字素养等途径，形成技术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实现以“数智”促成“善治”的美好愿景。     

主体间性视域内的社会治理及条件依存

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分散化、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转移,表现为目标导引下的而不是由权力推动的治理,表现为社会治理中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多主体的相互依存与合作。主体间性社会治理以市场经济为自己的实践基础,市场经济催生了政府改革以及由这种改革所导致的权力分化,而主体间治理规则则把分散的原子化的治理主体凝结在一起达致社会善治,没有主体间治理规则也就没有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碳治权建构中的大国竞争与博弈

碳治权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新型权力,其权力建构经历了从社会运动到全球政治共识,再到生产性权力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碳治理的研究,包括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于缺乏对全球经济基础分析框架的运用,难以对碳治权这一权力新形态进行有力的解释。随着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围绕碳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推动了相应的政治经济议程,彰显了碳治权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上层建筑构建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间的互动。虽然世界各国在碳治理上存在着合作与对话空间,但全球各主要国家依然会围绕碳治权中的规则制定、碳金融、贸易标准和低碳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与博弈,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领域更为显著。大国博弈不仅对碳治权的权力塑造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大国基于产业与技术融合的竞争将进一步强化碳治权的构建。     

社会安全风险视域下预测性侦查的风险与多元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如今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推进大数据侦查发展，其中以算法为支撑的预测性侦查模式发展最为迅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对刑事司法领域产生重新塑造的效应，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的内在客观特征——前瞻性、相关性、技术性等，也带来了数据风险、隐私风险以及算法风险等。社会安全风险视域下，应实现预测性侦查的多元治理：重视数据治理，发挥预测性侦查的预测价值；坚持法律治理，建立监督委员会以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强化技术治理，公开算法决策以增强公众信任度。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价值导向、核心机制与体系建设

新闻算法从底层逻辑上改变了新闻业主体间的联结模式，形成了全新的信息生态，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加以规范引导。针对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现状，要树立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提升新闻算法生态的透明性；优化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核心机制，在数据收集、分析、排序及评估的关键环节践行透明化；推动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体系建设，增强治理主体开放性、治理规则的可解释性和治理关系的平衡性。总之，加强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理念上，对于智能时代的新闻业问题需要从一事一议的运动型治理转为以结构性调整为宗旨的生态型治理；在治理范畴上，需要统筹传统的新闻政策及媒体规制与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之间的衔接融通；在治理条件上，对于新闻算法的知识产权和平台公司的商业利益等问题需要建立从企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评估标准。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比较优势、潜在风险与调适机制——基于乡村治理的分析视角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革新尝试,通过政党向下嵌入、权力并轨运行、治理信息对称的方式,为乡村治理输送外源动力、提升运行绩效和实现利益共享,在总体上顺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在政策设计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也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着民主空间受到挤压、权力规约难度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等潜在风险。因此,深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要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根本抓手,从统合机制、规约机制、民主机制和吸纳机制上进行动态调适,促使这一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最优化乡村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