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与压制:日本新闻媒体中的宽城子事件

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作霖认为独占东北时机已然成熟,吉林督军孟恩远极力反对,双方发生争执.吉林军队调动时,"满铁"会社日人船津藤太郎意欲穿越警戒线引起斗殴,导致吉林军人同日本军人之间的冲突,宽城子事件爆发,双方互有伤亡.对此《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都进行了报道,并强调此次事件破坏了中日间既有的秩序,冲突的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应给予严惩.日本报纸的这种歪曲的报道,进一步催生和激化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仇恨,也为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实施完成了国内民众的某种程度上的"动员".因此更为真实地认知二战前日本报纸的新闻报道,有助于了解日本社会舆论的演变脉络.     

政治、外交与媒体:1919年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

五四运动时期,日本国内报纸用大量的报道构建了他们理解的五四运动。报纸在全方位报道的同时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从巴黎和会刚开始时的中日亲善合作到"五四事件"前后中国激进派盲目"排日"、欧美人士幕后操纵等。在整个事件中,媒体明显受日本政府立场左右,同时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许影响。虽然个别知识分子能发出批评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实际上,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中国北京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以及日美势力争夺在华权益等政治、外交因素有直接关系。     

声音

"政府部门失职须向公众道歉。"深圳市政府日前出台《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这些"重大事故事件",包括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重大事故及事件。道歉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深圳市主要报纸刊出道歉书等形式,要说明"履责不力的原因、整改的具体措施及进度安排"。     

可口可乐“含氯门”风波迭起 洋品牌遭遇“信任危机”

核心提示：4月17日，可口可乐（山西）饮料有限公司的员工向媒体爆料，早在今年的2月份，由于该公司员工的误操作，使得消毒氯水混入生产饮料用水，且该部分被疑含氯饮料可能已经流入市场，可口可乐陷入“含氯门”事件。但在此事曝光半个多月后，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道歉，并同意消费者退货。同时，可口可乐公司继续强调产品“无安全问题”。对此，不少网民认为，有着126年历史的可口可乐公司面对此次“信任危机”，先是遮遮掩掩，后又吞吞吐吐。从宣称“含氯门”事件为“误传”，到承认操作失误正式致歉，再到宣称“产品安全，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最终道歉，这个国际饮料巨头挤牙膏式的回应态度令人难以接受。可口可乐公司应向中国消费者赔偿，而不能止于道歉、换回或销毁“问题”可口可乐。     

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日美两国派兵最多。战后各国却未立即撤军,俄国则陷入内战,情势混乱。1920年3月至5月,居住在阿姆河出海口庙街的数百名日军及其侨民,与俄国红军发生冲突,演成"庙街事件"。中国四艘军舰因故滞留庙街,适逢日俄冲突。1920年5月,日本援军收复庙街后,指责中国军人曾助俄攻日,遂扣留中国军舰人员,坚持双方派员调查。中国外交、海军两部被迫派员与日人交涉。几经交涉,最终中国在同意道歉、赔款、惩处有关人员等日方要求后,终于撤回军舰、官兵和侨民。     

再论二战遗留下来的赔偿问题——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实行受害赔偿综述

正值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召开之际,《江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适时发表了童增《二战遗留下来的赔偿问题》一文,为“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民间赔偿”提供了一份理论资料,从而受到正在开会的代表的重视和中外记者的关注。3月23日新华社报道了钱外长答《中国日报》记者问:“某些‘两会’代表和委员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民间赔偿,请问钱外长对此有何看法?”钱外长回答:“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军国主     

1929年新康轮案研究

1929年7月21日，在中国山东海面，日船龙野丸号无故撞沉了中方船只新康轮号。案件发生后，中国有关各方采取积极措施对日交涉。但日方对交涉采取抵制、敷衍态度。日方的态度引起遇难家属和上海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并由此在上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反日浪潮。新康轮案解决未果，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领事裁判权和中国领海管辖权的丧失，使中国丧失了对外国肇事船舶的独立审判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民政府实力弱小，拿不出切实办法迫使日本邮船会社前来应诉，更无法迫使其对新康轮案进行道歉和赔偿。     

中、日、冀察当局三方对于七·七事变的应对方针及其成因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对日交涉由备战与谈判两个策略并重转变为坚决抗战。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直接谈判交涉,并于1937年7月11日18时,公开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增兵华北;华北的日军则与主政华北的冀察当局进行了所谓的"现地谈判",行缓兵之计,冀察当局的对日妥协对抗日产生了消极影响。     

《马关条约》烟台换约考

根据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约定，中日双方于1895年5月8日在烟台换约。本文依据当时有关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对换约地的选定、双方换约大臣的确定、双方围绕换约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换约完成的具体时间和具体的换约地点，一一进行了考证，力求还原历史原貌。     

中美报纸政治新闻的批评性语篇对比分析——以2010年钓鱼岛事件报道为例

自2010年9月7日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国内外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层出不穷,观点各异。本文从美国的《纽约时报》和中国的《中国日报》这两个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报纸上重点摘取了自9月份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利用批评性语篇分析之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和方法,对两份报纸上20多条新闻标题进行了具体定性分析,旨在发现隐藏在新闻语篇中的不同意识形态,揭示关于钓鱼岛事件报道的新闻语篇所反映的国际关系问题。     

日本政府与民众对侵华战争道歉的认识

在日语中“迷惑”、“反省”和“遗憾”并不表示道歉,只有“御诧”、“谢罪”才真正表示向对方道歉。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里就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来没有使用“御诧”或“谢罪”向中国人民道歉过。然而,在日本国内,不少民众甚至学者却都认为日本政府已经道歉够了。日本人对此问题的这种错觉将会影响新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九一八前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例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发生的两起严重的国际事件,在由两事件引起的中日交涉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对日本采取隐忍退让、力避冲突的方针。张学良之所以采取如此方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内内争未消的局面及其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张学良本人对日本和当时的国际格局的错误判断造成。这一方针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力避冲突"最终也发展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不抵抗主义"。     

日本逃避对华战争赔偿责任的历史与现实

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理应得到赔偿。战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赔偿问题,终止和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利用国际形势和中国的不统一局面,尽力逃避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由于日本政府不能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引发了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日本再次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日本政府对华赔偿的立场,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对日本国民反思战争责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1886年长崎事件述论

1886年8月,中俄勘界会议进行期间,北洋水师四艘军舰入日本长崎港上坞修理,13、15日同当地警察、民众发生流血冲突,此事称"长崎事件".中日两国围绕此事交涉、解决过程,对两国影响较大.北洋水师成军后,自恃两艘铁甲舰船坚炮利,至甲午战前海军未曾有大发展,然日本借助此事更加发力建设海军,努力摆脱陆主海从的军事体制,而检证海军效果的是甲午战争的中国战败.     

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

进入民国以后,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的争论逐渐增多,这样的争论甚至发生到了中国与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三地--朝鲜.档案资料表明,朝鲜的华侨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基本上与国内相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最初也未加干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中日“徐占魁、吴起瑞案”交涉探析

日俄战争后,中日间对于日本挑起的"徐占魁、吴起瑞案"的处理,双方由于对案件各执一词,案件存在某些疑点,致使简单的案件交涉陷入困境,几近破坏中日和平谈判的进程。中方根据调查结果,正当地提出惩凶、赔偿和撤军的合理要求,而日本却阴谋扰乱案件,转移视听,以中韩界务交涉要挟该案件处理。最终案件以部分赔偿告终,再次表明清政府于国权既失情形下维权的艰难。     

《满洲日日新闻》的文学作品倾向

《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标志着日本对东北殖民文化渗透的开始。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久,又在大连创办了机关报纸《满洲日日新闻》。这份报纸,作为日俄战争的产物,将日本在东北的文化渗透推向了极致。本文以登载在该报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解读这些作品是怎样配合该报的宗旨,发挥"满铁"机关报的作用和功效的。     

试论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

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双方围绕是否引渡阿睦尔撒纳展开交涉;第二阶段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双方围绕是否归还阿睦尔撒纳尸骨展开交涉。双方围绕各自的核心利益展开了激烈斗争,随着清朝在准噶尔地区统治日益稳固,清朝最终放弃了对阿睦尔撒纳尸骨的追讨。此事使清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俄罗斯对中国领土的图谋和觊觎,提高了对俄罗斯的警惕。     

近代日本应对抵货运动的初试炼——以二辰丸事件后日本对外交涉为中心

1908年的二辰丸事件以中国屈辱受约而结案,引发了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为扼杀抵货运动,降低对华贸易的影响,以及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日本采取四面出击的外交手段,与清政府及英国方面展开交涉,并企图借助清在日的政治团体来平息民众抗日怒火。然而,清政府知晓民意难违,在抵货运动早中期未予强行禁止,日本交涉难获实际效果。英国基于本国利益而不愿为日本利用,在日的革命党与保皇派同样无意插手。日本外交对诸方立场判断的失误,显示出日本初次应对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投机和张皇。     

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兼论日军遗华化学武器诉讼案及其前景

近年来,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致人伤亡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受害者自1996年起已进行多宗对日索赔诉讼,无一最终胜诉。日本政府及法院援用最多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已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以及受害者个人没有赔偿诉讼请求权。从国际法及历史事实看,战争赔偿并不一定包括民间赔偿,中国政府战后放弃的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也并不包括民间赔偿要求;且民间赔偿一定程度上属国际私法范畴,受害者个人享有诉讼赔偿请求权。2006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开启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程序。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尝试国际求偿。然而,中国受害者要想真正获得赔偿,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日本正确认识和反省历史的诚意,这也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