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四三”惨案述论

"四三"惨案是国民革命高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的一起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这起惨案在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中国阵营内开始发生分化,蒋介石日益背叛革命的背景下发生。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武汉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苏联顾问的妥协退让,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战略退却"的外交政策,采取了温和妥协事件处理政策,没有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应有的惩罚。     

“济南惨案”的几个问题述评

史学界(包括日本学者),在对“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这一历史事件研究中大都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日本出兵山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蒋介石为什么命令其军队不抵抗?“济南惨案”的最后解决是公平的吗?笔者亦想对此谈谈看法。是“保护侨民”还是“侵犯主权”1928年4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4月10日向其所属的1、2、3集团军下达总攻击令。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进攻张宗昌的鲁军。12日,张宗昌下令鲁军总撤退。19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出兵山东。2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侵入青岛。21日,驻天津的日本步兵3个中队,抵达济南商埠。同时,日本第六师团从其国内出发来山东。22日,日本政府发出《日本出兵声明书》,谓:“此次因山东战况之急转,扰乱情形恐波及我国人居住之地,故不得已,惟有依照上次声明书之宗旨,从本国国内派出兵士约五千之一部队……专任保护侨居之本国人民。”“保护侨民”,这就是日本政府堂而皇之的出兵山东的理由。好象是国民党军队到达山东之后,必然要“扰乱”日本侨民。可是,早在国民党军队“北伐”出兵之前,2月21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发表对外宣言中就申明:国民政府按照国际公法,尽力保护居留外人     

“济南惨案”述评

“济南惨案”述评田克深，张悦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这一血腥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这一事件是进一步疯狂推行其＂大陆政策＂的需要。１９世纪末，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吞并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     

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庚申年大讨伐”中的作用及其罪行

日军在延边地区进行的“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外务省所属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向日军提供有关朝鲜族反日运动方面的详细情报、直接为日军充当向导并单独进行“讨伐”,又担负警备任务、从事“归顺者工作”等,对朝鲜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领事馆警察机构同日本军部指挥下的日军一样,在对延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方面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济南惨案是日本大陆政策恶性发展的产物

大陆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国策,它的核心是分割中国的满蒙,进而征服中国。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目的,是借阻挡国民党军队“北伐”之机,制造战争恐怖,与关东军南北呼应,占领山东和满蒙。     

万县“九五惨案”始末

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在四川万县发生的惨案(以下简称“九五惨案”),是北伐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是帝国主义干涉和扼杀中国民主革命的大罪证,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又一次生动记     

"济南惨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侵略。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都是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 ,都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具体步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     

记忆缺失与文本呈现:“三一八”惨案女烈士研究——以魏士毅个案为中心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和魏士毅三位女大学生不幸殉难。长期以来,刘和珍、杨德群广为人知,魏士毅却被历史所遮蔽,其间蕴含着历史记忆架构下的话语权问题。借助报刊媒体、挽联、碑刻、回忆录及纪念文章等历史文本,魏士毅的形象得以重现。而探讨魏士毅及其殉难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反响,有助于揭示不同文本作者所表达并确立的社会身份,洞悉近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在国族话语主导下的社会境况,挖掘历史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性别意涵。     

毛泽东与平江惨案的善后

平江惨案的善后事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稳固存在,也考验着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权威。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高度关注平江惨案,并从政治的高度加以剖析,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以应对,主导了事件的善后,使善后工作有序推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性反共事件的能力,为日后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通过事件的善后强化了全党对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危害及其顽固性的认知,为加强党的建设凝聚了共识,指明了方向。     

从学潮走向政潮—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研究

作为非中共主导的反政府学潮,“七五”惨案因《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而起,其后东北流亡学生游行遭北平当局镇压,死九人,伤二十一人.东北民众在地域情结与现实困境的共同作用下,掀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得学潮逐步向政潮演化.傅作义对惨案善后主张“忍耐”政策,陈继承力主“坚决”,多有歧异.惨案责任的追究因东北民众的社会抗议,蒋介石被迫有所行动,但最终仅以陈继承去职而告终.通过考察“七五”惨案的善后过程,不仅可知各方均试图利用学潮以达其现实目的,更可窥得国民党内各类派系的纠葛,凸显出国民党内政治生态的日趋恶化,且展现出国民政府权威在东北民众中日益瓦解.正是国民党自身的弊病,使得学潮为共产主义传播及其它任何形式的反政府行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学界对此次事件的起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及交涉经过等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对立面——奉张的安国军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却鲜有论及。事实上，北京安国军政府对此次事件反应也非常强烈，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说明南北政府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日本侵略时态度能够趋于一致。     

明代后宫最大惨案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性格固执、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杀人如麻的皇帝。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为明代后宫最大的一次惨案。许多人不明白明成祖如此滥杀宫女，到底是为什么？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

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预示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体系约束下的日本对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的胜利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统一中国时,新任首相田中义一确立了武力干涉的政策;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士兵的仇日情绪为日本军队的攻击提供了口实,而日本企图借口济南事件扩大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此举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1928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谭延闿与济南惨案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在中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此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综合各方考虑,主张放弃武装抵抗,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持此态度,谭延闿在军事、外交和国内外舆论上都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谭延闿针对济南惨案的应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应认识到弱国无外交,只有增强综合国力,才能维护本国的合法利益.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替3000同胞讨公道

1932年9月16日,在辽宁省抚顺市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然而,人们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忘这段惨痛的历史,年已73岁高龄的莫德胜老人,作为“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和历史见证人,于1997年3月东渡日本,走上异国的法庭,控诉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抚顺犯下的滔天罪行。     

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对大后方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空中杀戮，制造了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达86次。这些惨案在时空分布上呈相对集中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在时序分布上，惨案集中在抗战相持阶段，1940年达到最高峰。另外，因为地形和天气的影响，夏季是惨案的高发期。在空间格局上，惨案集中在四川、重庆战略核心地区；水路、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干线所在区域是重灾区；县级及其以上城市最为惨重。这种时空分布格局彰显了侵华日军企图通过制造重大惨案，造成恐怖气氛，达到动摇抗战大后方民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实现占领和殖民中国的目的。     

河南大学"潭头惨案"考略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采用各种手段破坏我国的教育文化机关，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空前灾难。1944年5月16日，日军侵占河南大学流亡办学地嵩县，对手无寸铁的河南大学师生进行血腥残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潭头惨案”。河南大学不仅有多人惨遭杀戮、殒命，还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当时校方虽在应对举措上亦存在一定的不足，但还是从艰难险阻中实现了浴火重生，走出了一条成功办学的辉煌之路。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考证、研究，揭示蕴含其中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对于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锦西下五家子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三千万同胞惨遭侵略者的血腥屠杀,下五家子惨案就是一例。下五家子属于锦西县缸窑岭乡。位于锦西市西北四十五公里处,北接朝阳边界,村子散落在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山环水抱,形势险峻。一九三五年春,侵占锦州地区的日军,执行关东军总部在全东北实行“一齐讨伐”的计划,四出扫荡。     

日本“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出现的“水俣病”等公害事件是环境恶化的主要标志。日本社会学界围绕“水俣病”事件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展开了学术研究，为事件的最终解决和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涉及弱势群体、社会结构、性别、社会和文化方面。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水俣病”案例的反思，开始研究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以促使政府改进环境治理的政策和措施。这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表现。     

越南战争“特需”和朴正熙的“开发独裁”

朴正熙政府为了打破其在国内外遇到的困境，经过与美国的一番讨价还价出兵越南。出兵越南给韩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但最为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经济方面的战争。特需”和政治方面的“开发独裁”。越南战争“特需”使韩国奠定了其经济起飞的基础，并巩固了朴正熙的执政地位，从而使“开发独裁”体制获得了适宜于其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