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数字经济在促进数字生产力发展、催生数字生产资料共享方面与共同富裕有着紧密的逻辑契合,而从逻辑构想到现实生成,却遭遇数字技术过度资本化抑制财富创造活力、数字资本配置失衡加速贫富差距、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发技术性失业的现实困境,亟须加以制度规制和教育引导,通过加强数字资本治理以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构建数字化生产资料共享机制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推动数字技能培训全民化以增强共同富裕的智力支撑,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在数字经济赛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助力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特殊困难户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基于我国25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构建面板probit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变量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助推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实现，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年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拓展就业深度、延伸就业广度等途径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进而加快其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要从健全数字乡村建设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加速新型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入手，使数字经济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赋能。     

基于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韧性治理

面对社会风险的各种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开启了韧性治理的新引擎。数字素养与技能在智能生活应用、技能学习升级、数字效能增进和技能创新驱动等应用场域融合着韧性治理关系。文章从韧性系统能力提升维度，解构数字素养与自控制、自组织、自适应三种系统能力的应用逻辑。完善知识迭代更新与创新驱动的数字素养协同机制、建设普惠共享与公平可及的数字服务平台、培育数字素养与技能兼具的数字公民，是从柔性数字体系、数字孪生应用与数字治理动能等方面提升韧性治理水平的有效解。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灵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赋能灵活就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就业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工资溢价率存在群体差异性,与中老年、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社会资本和职业选择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使用互联网的灵活就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和自雇就业概率。此外,互联网使用能缩小正规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利于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应全面普及互联网使用率,促进灵活就业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不断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价值遵循与实践取向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经济经历了从繁荣发展到健康发展的重要转变，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下，中国数字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经历了从包容并蓄到健康发展、从技术赋能到科技向善、从繁荣发展到统筹发展治理并重的发展过程，进一步明晰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紧扣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要求，以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结果导向，围绕数字经济的复杂系统特征，以民众的共享感为衡量标准，坚持创新发展与监管治理协同发展的实践取向，统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最大化释放数字要素的经济、社会与治理价值。     

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治理的现实进展与优化路径

在数字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治理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还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内在动力,更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通过持续治理,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缩小但依然存在,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居民数字素养、数字资源质量差距仍比较大。面对数字发展新要求,应强化数字战略思维,统筹谋划城乡数字鸿沟治理;加强数字素养培育,切实提升乡村居民数字技能;推动数字要素下沉,全面提升乡村数字资源质量;加快产业数字转型,着力提升乡村数字运用水平,从而加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入技术嵌入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探寻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实现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要突破数字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干部能力、部门协作、应用场景等领域面临的现实梗阻，应在数字技术与市域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实践中，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打造多元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数字治理制度，健全数字化改革标准规范体系；完善改革运行机制，做好全过程评价监督推广保障；培养数字思维理念，全方位提升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加大改革系统集成，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完善多跨场景应用，建立民意回应的综合平台与机制。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探索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持续维持中国资本有序扩张同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两大重要任务。在梳理资本影响一国收入分配格局内在逻辑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一国内部资本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归纳和提炼中国背景下资本运行机制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已经发生的多重偏离效应的前提下，探索了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的中国发展方式。指出应重点培育和强化的几个关键点在于：引导和激励资本全面进入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领域和高端产业领域；引导和激励政府财政资金优先进入以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为主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部门；引导和激励国有资本全面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领域；引导和激励民营资本全面进入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领域、高端产业领域和生产率提升领域，全面促进就业的提升。最后，提出了打造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中国发展方式的核心逻辑及其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耦合性、作用机理与优化策略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中国的发力期。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将为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新动力。现代先进信息技术与乡村高质量发展之间虽侧重不同，但仍存在巨大的衔接空间。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二者之间具有目标一致性，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乡村高质量发展也是数字创新的重要助推力。数字乡村依托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构建虚拟空间，激活、增强各种功能效益为乡村农业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医疗养老、教育发展赋能，进而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协同推进：加强乡村数字变革技术支持；促进乡村主体数字理念转型；健全数字乡村相关配套措施。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在阐述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提升了数字治理能力,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改善了空气质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二,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在于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错配矫正效应及关键技术突破效应,需求侧的信息消费拉动效应、数字设施引致效应及就业需求带动效应。第三,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调配能力不强及数字鸿沟等问题,可通过适度超前进行“新基建”、增强资源调配能力以及加快形成国内大市场等举措为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条件。     

经济循环中的循环数字化与数字循环化——信息、物质及资金等流转视角的分析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断点,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种机制为畅通经济循环提供助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加速渗透,可强化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引导,加速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涉及面广泛,畅通生态体系各环节本身便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循环,并为加快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当前,这两种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工业互联网及其他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滞后、ICT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以及就业结构调整和分配失衡。须从加快新基建、强化ICT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数字技能等着手加以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本差异与收入不平等——基于PIAAC微观数据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本文构建了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细分指标,试图探寻究竟是何种技能引起了数字密集型行业与非数字密集型行业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技能互补是如何影响了数字密集型行业与非数字密集型行业的收入不平等。基于PIAAC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复杂认知技能中的信息技能,非认知技能中的学习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技能、社会交往技能以及自组织技能可导致更高的技能溢价。数字密集型行业的劳动者若拥有以上技能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技能组合可以获得额外的工资溢价。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应结合数字化转型的技能需求,完善教育培训体系,以应对未来工作性质的科技化、复杂化和灵活化,避免因技能短缺或错配造成收入不平等。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财富正在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是创造数字财富的重要源泉。数字商品财富的创造，既体现在数字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也反映在数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数字非商品财富的创造则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和平台等多元供给体系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财富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也要重视和解决好数字财富分配可能引致的极化效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数字财富创造与积累，科学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当代中国数字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是数字治理的背反式效应,老年群体被数字挤出成为数字鸿沟新形态,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下代际发展权问题的关注与聚焦。代际发展权视域下老年群体“数字挤出”吁求对数字治理的再治理。为此,既要打好“技术补丁”,打造友好型“乐龄数字”管理;又要打好“制度补丁”形成“数字挤出”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数字效率与治理公平双向同构,既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代际发展权的现实展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