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社区发展态势与政府管理

网络公共社区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领域形式，对于增强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公民的参政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公共社区的正向功能，在对网络公共社区发展历程回顾的基础上，以构成网络公共社区的三要素为脉络，结合实例，对其发展态势进行了归纳总结。立足于网络公共社区的政治功能，从指导思想、管理手段和管理主体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管理和引导存在的问题，并从角色转变的角度给出了加强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政治动机、政治技能和社团参与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公民自愿模型的分析

基于公民自愿模型视角,以城市居民为例,定量分析了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影响显著,其中作为政治资源的政治技能和作为社会网络的社团参与程度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在政治动机包含的两个变量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中,则政治兴趣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政策网络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参与网络治理研究——以北京国子监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目前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各主体间参与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从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视角展开研究.借鉴网络治理理论中罗茨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框架,以北京国子监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确定历史文化街区参与的网络结构及其特征,并结合国子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参与的实际进行研究,可以看到议题网络和生产者网络中多数主体缺乏参与能力与意识,政府部门的保护管理手段与政策也无法有效激发社区、市场和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保护热情.对此,我们建议如下:一是改变科层制的垂直层级管理体制,增加政策社群网络和府际网络同政府部门的有效互动,在保护参与网络中设立统一的街区保护管理部门;二是提高社区、市场力量及第三方保护力量在街区保护中的作用,提升议题网络和生产者网络在保护参与网络中的影响力;三是建立保护参与的网络治理机制,建立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之间的互赖性关联.     

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赋能式治理: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以川南林镇为例CSSCI

基于川南林镇的治理创新实践,结合授权赋能理论,从结构赋能、心理赋能与领导赋能三个维度阐述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结构赋能即优化治理模式、重塑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和打造治理平台,为其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心理赋能,将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有机结合,以增强各主体的效能感及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通过领导赋能,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以促进其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应从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激励、增强治理能力等维度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有效治理。     

迈向包容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图景

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风险是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双重时代背景下需要重视和回应的议题。伪信息扩散风险与非理性表达风险是主要的两类舆情风险,其社会效应、社会危害与可控性等风险属性存在差异。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实践包括组织建构回应治理需求、制度安排实现监督提质、媒体融入和技术嵌入推动治理效能,但产生了权力配置失衡的认同困境、双重价值需求的价值困境和阶层交织的对立困境等三重治理困境。基于此,包容性治理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描绘了与治理诉求更适配的治理图景。应构建双向包容理念、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互动合作、引导回应方式以及成果利益共享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包容性治理模式,通过制度设计、治理过程以及治理策略等三方面的具体路径实现包容性治理。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网络舆情泛道德化：伴生危害、形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容易引发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给国家治理带来危害，包括加剧公共治理难度、弱化公众理性思考力、导致舆论监督失焦等。泛道德化是思维、环境、机制等多方面要素在网络舆论场中互相影响的产物，其表征为当事人身份标签化、叙述表达偏见化、评价标尺非理性化、情绪抒发负面化等。公众心态受失德事件引发、媒介推波助澜而走向群体“极化”,技术机制的缺陷造成网络舆论的弱把关，最终形成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现象。应建立由政府主导、纳入公众参与、增强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增强治理主体多元化，寻求泛道德化舆情治理的价值共识；搭建多元主体德育交流平台，建立泛道德化舆情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智能化道德引领平台，合理开拓泛道德化舆情治理中的技术赋能。     

试析转型期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塑——基于线型治理结构向网络治理结构转换的考察

在转型场景中,我国传统的线型公共治理结构正在面临全球治理变革、社会转型发展、内在基因缺陷以及政府治理失灵等多重因素的巨大挑战。推进治理结构转型是当前我国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任务。网络治理结构具有开放、灵活、专业、参与等特质,是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目标选择。构建网络治理结构的基本路径是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大力推进改革,规范主体关系,重构制度安排,提升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中公民网络参与的路径选择

公民网络参与作为公民参与的一种新方式,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政府治理中凸显出降低政治参与成本,优化政治监督环境,促进利益表达整合等价值和意义,但又因互联网自身的特点使公民网络参与在政府治理创新中产生出诸如不均衡参与、非理性化参与和非规范性发展等不可避免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培育参与主体、完善技术机制和加强法制建设这三个视角去寻求政府治理创新中公民网络参与提升的对策和思路,从而开辟公民网络参与的新路径.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社区营造与更新治理

当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阶段，以公共环境为改造对象的局部更新便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方式，意在唤醒公众意识、凝聚多方力量、赋予城市公民营造生活环境的主体权利。文章对英国、日本和中国社区更新中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共同缔造”理念的树立、景观叙事的构建、自组织培育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建设等角度探讨顺应当下社会需求的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更新策略。     

公众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减灾救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加强社会治理、保障民生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公众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的影响因素,采用结构方程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共变性.研究发现,政策法规对参与主体的参与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的参与意识对主体的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媒体促进对参与主体的能力素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能力素质对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主体成长对主体的参与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主体的参与意识对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具体路径.     

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基于MOA理论构建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模型，选取湖南省368份村民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动机、机会、能力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益感知、外部压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观能力、客观能力等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一因素并不构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是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多种并发形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四种组态，即动机-能力型、动机-机会型、机会-能力型、动机-机会-能力型。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

如何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规避风险,是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公共权力为主导"是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外部性三个维度检视当前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治理效力不足和网络渠道阻塞三重风险。这主要源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的完备性、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治理主体行为的规范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对此,应完善以公共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并将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体系化力量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     

乡村治理如何有为、有效？——全国92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以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推广的92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引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战略引导；二是地方为满足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发展而进行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逐项难题。文章从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治理体系、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党建统领，构建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三治融合”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多主体参与；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推动乡村治理实现长效化；通过聚焦乡村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治理变革。基于此，文章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有三大机制，即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机制、问题导向—实践需求机制、综合创新—长效运行机制。把握三大机制可以帮助各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有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