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

生育率变动的规模效应将长期存在 ;生育率变动的年龄结构效应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 波动中逐渐收敛 ,最终趋于消逝 ,不如规模效应存续时间那么久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始终兼顾规模 和结构两种效应。我国未来人口老化的加深、人口高'红利'的消失、人口高'负债'的形成 ,是以往和现在 多个时期、多个阶段、多种因素促成的。就生育率而言 ,它包括以往过高的生育率 ,也包括后来较低的生 育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各地区共同的任务应该是创造条件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人口转变、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战略思考 ——兼评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在梳理人口学领域重要的宏观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人口现象——长期持续低生育率现象,讨论现代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对认识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借鉴意义,纠正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几个错误认识,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些建议,即在充分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以"平稳发展"为目标制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上判定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发生转变,就要深入分析中国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是否发生了转变。而判定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发生转变与否。就须分析不同类型的居民的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当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认为自己的生育成本≥生育收益时。中国人口就在本质上、内容上发生了转变,或者处于转变之中。因此。中国居民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应成为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转变的简明判别式。     

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低生育背景下中国人口惯性与人口增长峰值预测

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至今已有30余年之久,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91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现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是由于人口惯性因素影响所导致.人口正增长处于缓慢前行的平稳时期,这样一个时期有利于客观并准确预测我国人口的峰值数量与达到峰值时的年份.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辅以199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建立了人口惯性与人口预测两个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假设在更替水平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得到我国2010年人口惯性因子为1.05,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人口惯性增长达到峰值时的年份,通过数次运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人口数将会达到峰值,为1 439 063 719人.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目标的手段.我国目前低生育水平不稳定要从"以数为本"向"以人为本"过渡,重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机制,实现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外国人口生育激励政策及其经验借鉴——基于三类国家(地区)的比较分析CSSCI

为了规避低生育率陷阱,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实施了以改善家庭福利、劳动力就业等为主导的间接性激励政策,亚洲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间接干预和直接干预并重的鼓励性生育政策,欠发达国家则是推行以直接干预为主导的生育激励政策。中国应根据国情认真吸纳和借鉴三类国家(地区)的激励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完善以生育补贴和税收减免为核心的经济激励政策;优化妇幼保健医疗、幼托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创新休假、女性就业等非物质的福利制度安排,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准确把握生育激励干预时期、方式及其政策要点。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来自养老社会化的解释

随着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社会养老体制逐渐完善和统一,生育与养老的内部关系却被忽略,即如今孩子的生育供给与抚养成本由家庭承担,但人口生产的养老收益及外部性却被社会分享,引致多生孩子的家庭赔本。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不对称成为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这是如今生育供给"公共品"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生育率下降的困境成因,并提供了解决该困境的参照视野:其一,使家庭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社会化,即父母对孩子的生育、抚育和教育投入应逐渐转变为一种由政府提供支持的公共服务;其二,使抚养孩子的社会收益部分内部化,即养老社会化的同时,继续提倡和鼓励传统的家庭个体分散化养老。     

辽宁省人口转变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使用辽宁省相关数据,对人口转变引起的产出效应、消费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居民消费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引起辽宁省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人口转变类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兼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根据人口转变时间长短、人口增长率落差两项指标，将人口转变划分为平稳型和非平稳型两类，揭示出人口转变类型与人口乘数的关系。类型效应和乘数效应共同决定了人口转变中老龄人口乘数大小，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龄化中所起的作用。针对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分析

生育率较低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改善生育率。本文采用OECD的21个国家从2001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来检验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同时检验了其他不同解释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他解释变量人均GDP、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税式支出、死亡率、失业率、教育支出和流动人口数量对改善生育率的影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显著。从长期考虑,政府要合理安排公共财政在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支出,不能一味的简单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必须要合理规划和适度投入,还要完善其他配套的社会政策,以达到财政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激励效果。     

对建国以来四十年人口过程的分析

本文从对建国40年来人口数量变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及我国人口转变与别国相比较等三个角度的分析入手,并附以图表和数据,表明我国在控制人口规模和促使人口转变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进一步强调了贯彻人口政策的必要性。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基于十个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十个城市社区,对其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生育支持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生育补贴覆盖面窄且待遇水平有限、生育保险覆盖率低、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落实存在困难、托幼服务需求难以满足、面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