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政治沟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基于6159份中国公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6 159名中国公民进行调查,考察了政治沟通在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治沟通显著调节着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2)政治沟通在调节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时,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政治沟通状况的提升,并未显著增强政治参与对女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但可以显著地增强政治参与对男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中国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绝对收入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与之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且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些结论对政府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     

公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公众腐败感知受到文化、绩效、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既有研究忽视了不同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为此,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借助2015年的CGSS数据,来探究公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作进一步阐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公众腐败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资本与公众腐败感知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法治水平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公众腐败感知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反腐倡廉进程中,应注重培育社会资本,增强服务绩效,提升法治水平,从而改善公众的腐败感知.     

城市公共服务绩效对居民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居民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和参与者,其满意度是衡量城市公共服务绩效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城市公共服务绩效与居民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总量增加不能提高公众满意度水平,说明较高的投入不能够保证合意的效果;城市公共服务客观绩效中的效率与公众满意度呈正相关且关系显著,意味着提高效率能够提升公众满意度水平;城市公共服务客观绩效中的效果与公众满意度呈正相关但关系并不显著,说明短期内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效果不是改善城市公共服务绩效的关键所在。     

公众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的理论分析

私营企业、公民个人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公共生活治理是公共生活"民主性"的主要标志,也是实现公共生活"公共性"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梳理和诠释公众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能影响机制,并从强化信息公开、扩大过程参与和促进政府回应三个维度提出改善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有效路径。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接触、社会信任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实证分析

网络社会中民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接触可能对社会信任产生复杂的影响,社会信任已成为公众媒体接触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本文利用媒介议程设置理论总结出媒体接触对政府质量感知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影响效应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2014年一项全国性“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官方媒介接触直接显著地影响政府质量感知,且官方媒介接触通过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府质量感知,间接的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非官方媒介接触一方面直接显著影响政府质量感知,另一方面却通过普遍信任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政府质量感知产生消极影响,因间接效应弱于直接效应,总体效应为正.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制度选择

政府职能的调整与转变是决定公共财政活动的根本前提,公共财政是政府职能有效实施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公共财政与政府职能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来反思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能路径无疑是个新的分析视角.为此,务须在深入透析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几大财政"瓶颈"基础上,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来加快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而在体制上如何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通过公众参与来建立科学的公共预算制度以及确保新体制在法制框架下的有效运作则是构建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所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     

电子政务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交警“随手拍”为例

基于西安市6个行政区的1 238位市民的调查数据，应用技术接受模型、政府信任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的因素。结果表明：公众认同感、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主观规范、月收入、驾驶资格证、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9个指标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公众的性别因素影响不显著。     

地方政府民生性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研究

为公众提供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民生性公共服务理应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文章利用微观样本数据,实证评价了地方政府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情况.研究结果发现:(1)民生性公共服务满意度总体偏低,这与公众的合理预期相比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2)民生性公共服务满意度排名靠前的是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公共安全三项公共服务,而备受公众关注的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两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排名比较靠后;(3)民生性公共服务满意度在不同居住地区、收入层次、年龄阶段以及受教育程度特征的群体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为了改善民生性公共服务满意度,我们可将政策着力点放置于改革政府绩效考核体制、加强重点领域民生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以及构建政府回应机制等多维层面,以此提升地方政府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增进民生福祉.     

晋升预期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和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从个体层面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究晋升预期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45份两时点公务员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务员晋升预期对公务员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工作投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此外，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晋升预期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并调节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完善公务员的绩效考核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有益启示，具体而言，应提高“个人-组织”匹配度；关注公务员心理动因，并帮助其对晋升形成合理预期；完善薪酬体系，提高公务员考核机制精准性。     

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均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显著作用,但是,受民众期望不一致的影响,社会公德感对政府满意度有负向显著作用;社会公平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信任感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信任感在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均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个人—社会—政府"的塑造路径下表现为: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平感→政府满意度、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政府满意度。同时还发现,社会公德感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社会信任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公德感之间均存在遮掩效应。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机制——基于合作治理变革趋势的分析视角

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一种改革工具历久弥新,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行政理念、组织结构、政府角色、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阐释了新时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其价值,分析了政府购买涉及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及外部环境等多重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优化政府的资源整合机制,引入政府购买的问责机制;促进服务市场的有序竞争,优化市场监管机制;加大政府购买的政策扶植力度,着力培育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全面公开政府购买信息,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监管和评估的机制以及积累社会资本,建立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多元参与的服务供给机制等路径来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成效。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株洲市体育公共服务公众评价调查

公众评价,是公众根据一定的判定标准对某一具体事件或社会现象给予的评判。通过对株洲市体育公共服务公众评价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期望值高于男性,男性和女性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期望值总体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在满意度上出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不同职业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期望值没有显著影响,但满意度上有差异,政府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满意度最高,农民满意度最低。     

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系统的用户接受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公众作为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主要用户群体,其接受使用程度是衡量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系统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运用行为学和动机理论,以用户使用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系统的技术环境（有用性、易用性、技术资源匹配性）和心理特质（信任、使用态度、互动需求、自我效能、认同感）为变量,构建了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系统用户接受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回归分析,探寻出影响公众接受使用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系统的关键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以期为优化我国电子公共服务系统提供借鉴。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多元参与机制构建研究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进入转型关键时期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和主要目标,对于缓和社会现有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政府独家提供"造成基本公共服务所需资金严重不足,供给效率低下,地区、城乡、群体之间差距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参与力量不够;各类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公民自身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依据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同属性和类别,构建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公民自身等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