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互嵌式协同：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

“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从行政分割到协同治理: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创新

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和流域水污染属地化治理的特征打破了流域水环境的整体性,使得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地方政府的自利化倾向在分割治理体制下强化了地方利益,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突出,最终导致"公地悲剧"——流域水污染治理失效。如何在实现集体理性的同时满足流域各级政府的个体理性,实现激励相容,必须打破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行政分割,实现政府间的协同治理。因此,在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取向中,一是要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威,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三是要构建流域水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绿色城市更新的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迫切要求转变传统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绿色城市更新路径。然而,传统城市更新治理中政府、市场、公民等单一主体主导的模式存在诸多困境。为此,国内外不同城市开启城市更新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为绿色城市更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更新实践发现,当前城市更新较之以往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多元的特征。事实上,绿色城市更新的有序运转并非依靠系统外部或系统上层,而是依赖多主体多中心的共同实践。因此,协同治理是新时期绿色城市更新的必然方式,其符合绿色城市更新需求,且具有推动更新的可行性。但协同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措施,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及其他主体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完善参与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健全更新激励等方式增强协同治理的权利保障,从而构建更新利益共同体,汇聚绿色城市更新发展合力。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核心要义、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阶段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推进实施,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成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践问题和急需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的逻辑理路是地方政府创新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支撑。在核心内涵指导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需要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目标逻辑和实践逻辑,结合已有实践基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的综合决策协调制度、健全稳定规范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投入机制、建立生态文明财政支出动态监控机制、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资本—公众”多元投入模式、完善“分配—考核—奖惩”全过程绩效提升机制、强化配套保障机制建设等。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政社协同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基于辽宁省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通过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协同,构建科学合理的服务供给体系。科学运用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总结政社主体在协同供给服务过程中的角色、行为与互动模式,凝练出政社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与解释框架,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围绕养老服务的协同供给,形成了“促成—运行—产出”三个阶段：促成阶段依赖共同目标建立、党政统筹推动这两项动力要素;运行阶段体现为供给共同体的场域化构建、协同治理工具的多元化运用两项机制要素;产出阶段则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动力并呈现一定的现实约束力。未来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资源支持和养老服务机构现实需求的动态匹配程度,同时细化政社协同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流程设计,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创熟”：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模式——“结构—行动”框架下F市T社区的实践分析

“创熟”的实质与核心就是通过激活和整合社区治理的各项存量资源和要素,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创熟”工作有效实施的背后在于遵循了一条可适的“治理共同体”逻辑链条,即“情感—利益—组织—命运”框架,该框架有效打通了“结构与行动”及“资源结构与规则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情感、利益、组织、命运等社区资源结构为逻辑主线,以情感沟通培育、利益矛盾化解、主体合作共治、思想文化塑造等行动策略及其相应的情感联结、利益协作、组织保障、文化引领等结构化机制为内容体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体两翼”模式。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

在中央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背景下，流域内各主体普遍形成了协同保护的共识。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过程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通过对黄河流域不同区段生态协同保护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黄河流域不同区段的现实困境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上游存在贫困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地方竞争与区域协同冲突和协同风险较高的困境；中游主要存在生态环境脆弱与经济发展冲突、生态用水与工业用水矛盾突出和管理分散难以满足协同需求的困境；下游则存在合作成本高和参与意愿低的困境。基于此，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应进一步深化流域协同、完善流域协调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约束机制和加强复合型合作机制建设。     

省际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及路径研究

为协同应对跨边界生态环境风险,我国各行政区加强了合作,尤其是省际跨域合作启动较早,从运动式协同应急治理、平台搭建、制度固化、模式创新等方面强化了协同治理,并不断的规范化,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趋势,效果明显。同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跨域治理外部性明显、跨域全过程多主体长效机制不完善、跨域协同决策与协同执行难及效果差、跨域治理能力缺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效果。为消除治理困境,跨域各政府应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推行跨域生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构筑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四全”机制,强化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决策与执行效能,提升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论农村环境治理的工具创新:以环境效益债券为例

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经历了政府单一治理到引入市场工具实现多元主体治理的变迁,但当前仍以政府管控下的"命令—控制"模式为主。政府管控下的农村环境治理存在治理资金不足,市场、社会主体与社区自治主体参与不足,治理主体权责配置不清和监督考核机制缺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环境效益债券被认为能够作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工具创新,其将社会资本引入农村环境治理,政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可验证结果付费,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等协同参与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分析发现,环境效益债券应用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技术逻辑、实践逻辑及法律逻辑均能内恰,当下需加快厘清环境效益债券应用的挑战并对应进行制度供给。     

农民缺场与在场：资本下乡的多重博弈与治理——基于S村的经验材料

资本下乡是多元主体围绕自身收益最大化进行博弈的过程。在田野调查中发现,S村农民在多重博弈中整体上处于“缺场”状态。一方面,基层政府资源配置向工商资本倾斜,资本攫取了农民用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与政策资源,农民处于“显性缺场”状态;另一方面,工商资本与村庄、农民互通不畅,资本按照“市场逻辑”推进生产经营管理,成为与村庄发展脱节的“飞地”,割裂了农民生产与生活协同的有机空间,农民处于“隐性缺场”状态。基层政府需要以“严格准入—动态监管—规范退出”为政策主线,建构“全过程”农民在场的治理体系。事前协同农民审查,实现预警防控;事中依托农民参与,推动常态监测;事后及时纠偏补偿,维护农民利益,使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系统耦合。     

协同执行:政府执行力提升的新路径

21世纪的行政生态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政府执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逐渐增加,由于政府执行力不足所导致的执行难现象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各级政府的突出问题。就当前来看,只有破除传统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碎片化"的分割执行模式,将分散的执行力量协调起来,以形成整体合力才是应对各种执行难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必然逻辑。应该说,协同执行的思想和主张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协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趋势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交织在一起,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中国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看,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了矛盾—对抗、共生—主辅两个时期,但两个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并不理想。有鉴于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等—协同关系,走向协同治理的道路。实现协同治理,要注意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同步,实现二者的互补。     

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逻辑、挑战与进路

数字政府治理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坚持统筹协同的理念,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整体集成。为此,推进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应然逻辑成为题中之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提升政府履职能力的现实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实践中,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面临着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难调控、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难协同、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难整合、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难统筹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在应然逻辑和现实挑战的双重牵引下,未来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应从经济数字化、履职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加强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的调控、加强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的协同、加强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的整合、加强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的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