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探索及展望——基于协同视角的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面对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现状，京津冀城市群围绕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协同治理方案，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在功能协同、治理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协同效果。为使京津冀迈向更为高效的协同发展新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心城市、加快培育新增长中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制度障碍及其对策

本文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缓慢的制度性障碍,即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协调的障碍、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市场分割的障碍、地方性公共产品投资发展规划竞争的障碍、长三角人力资源流动的障碍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剖析了这些障碍难以克服的深层次因素.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中央加大对地方的协调管理,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改变官员晋升考核体系等方法来弱化或消除制度障碍对长三角一体化的负面影响,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区域生态利益平衡及其法治保障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在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实践。生态保护一体化及其利益平衡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尚存在生态利益失衡及其政策性软约束等问题。实现长三角区域生态利益平衡的目标，要明确长三角区域生态利益平衡的内容体系，完善长三角区域生态利益平衡的共享、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长三角区域生态利益平衡的组织体系，将长三角区域生态发展实践全面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合作共赢"与"集体行动逻辑"——关于区域公共服务"猎鹿困境"的探讨

我国基于刚性行政区划基础上的区域地方政府的分割治理使得区域公共服务陷入"猎鹿困境":以自己及他人的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眼前利益.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公共服务的变革思路主要是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协商协调机制、利益需求表达机制实施变革以及通过制度创新消减区域公共服务的外部性.     

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的基本背景和特殊性的问题

我国不同区域需要采取有差别性的人口发展战略.长三角是我国全球化的前沿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投入水平最高、环境承载能力与生态压力也最高.长三角地区应针对人口发展面临的特殊性问题,讨论实施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长三角地区还应该应对人口率先转变,建设人口发展的先行先试地区;适应人口快速集聚,完善居住证管理、推动户籍改革;适应人口老龄化,完善老龄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推进人口管理和相关政策的区域整合.     

长江三角洲区域风景道一体化建设推进机制研究

区域风景道建设是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点”成“线”构“网”,实现资源大整合、区域大协同、发展大融合、解决客流时空分布不均和打造全域旅游的有效路径.长三角区域各地政府在区域风景道规划设计方面已展开了积极探索,但在一体化构建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区域风景道研究滞后、风景道交通网络分布不够协调、风景道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和品牌线上营销机制有待优化等.为了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风景道一体化建设,需要创建区域政府间合作新机制,构建长江三角洲区域风景道主辅网络体系,制定全国风景道品牌标准,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模式与机制.     

困境与进路: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考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是解决民生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着公共财政制度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带有歧视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转移支付制度有缺陷、相关制度不衔接等诸多困境.克服上述困境,应该构建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对接,推进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制体系.这也是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路径选择.     

长三角都市圈协同发展的空间困境与治理进路

区域一体化既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诉求。文章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审视和反思长三角的协同治理,在“时空压缩”与高频流动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存在空间规划与协同化空间实践不相匹配、行政壁垒型塑下社会空间疏离以及文化认同不足导致心理空间分化等空间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以长三角五大都市圈的协同治理为切入点,倡导在都市圈地理空间一体化的前提下完善多重空间的重构,将空间作为治理工具与治理资源,建构都市圈协同发展的空间治理新策略。     

构建长三角区际协调发展创新机制——基于区域政府合作视角

长三角地区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但是,目前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的进程不仅落后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而且也不能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些年的发展,尽管在长江三角洲区域整合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真正融合的一体化发展格局还没有形成。区域利益既具复杂性又具综合性,而区域中只有政府拥有全面管理区域地方事务的权力,因此在区域利益争夺中,区域政府必然会直接参与,并且政府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常常会大于区域企业或企业集团。基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现有基础,在我国现行的制度结构下,能否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构建起协作联动的统一规则和合理的组织安排是确保区域政府合作机制建立和有效运转的关键。而在区域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官方组织和微观经济主体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是重中之重。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契机、困境与进路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和骨骼系统,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社会经济要素的交流效率,降低环境资源成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区域公平发展环境现实需要、交通一体化纵深推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深化实施,均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当前,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存在制度保障不充分、体制机制壁垒、投融资机制缺失、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与矛盾。为此,基于适应区域长远发展、依靠创新动能转换、着眼绿色交通社会再生产体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用的目标导向,应当从顶层设计完善、体制壁垒破除、信用体系建设、投融资机制创新、运输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实现进路。     

论都市圈价值导向、城市功能和产业三位一体的转变

长三角都市圈目前已经跨入了从竞争转向竞合、从产业一体化走向功能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新阶段.本文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转型创新发展,首先需要依赖于城市功能的转型,而城市功能的转型又需要城市价值导向的转型为前提.在长三角区域由“产业一体化”向“功能一体化”发展转变中,本文指出区域制度合作是实现长三角功能一体化的核心与关键,并基础制度环境、规划和政策合作、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制度合作的整体框架.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对于政府民主体制的运作、制度的强化执行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达成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其规范基础与实践机制,一是建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双重规制机制;三是成立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专责机构。     

协同势差：对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反思

协同治理是流域环境治理公共性扩散的内生语义与实践逻辑，既有研究强调协同治理之于流域生态治理正当性的应然价值，缺乏对协同模式及其内隐机理的系统考察。协同势差是对现有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理论反思，概括了部分地方政府依托优势位阶持续且稳定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而引致“伪协同”现象的潜在肇因。基于协同势差视角，流域生态治理的“伪协同”乱象遵循着“分锅”避责驱动下的“非强制性”协同逻辑、制度衔接“碎片化”的实践逻辑、多任务多目标考核背景下的“达标式”回应逻辑以及行政资源“漏斗”效应下的分事逻辑。结合长三角水污染联防联控实践可以发现，协同势差可具体演化为“法治结构与治理体系”权衡下的交互难所诱发的利益势差、“府际网络与社群系统”协商下的耦合难所造就的主体势差和“资源归集与智慧赋能”接续下的桥接难所缔造的信息势差。就此而言，破解流域生态治理“伪协同”困境，亟须以国家自主性嵌入为准绳、以基层党建牵引为靶向、以平台型政府搭建为鹄的，构建基于“利益—主体—信息”的协同治理界面整合机制。     

生态视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证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仍有较大差距。至2019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高度协同状态，而京津冀城市群是一般协同状态。京津冀城市群中生态子系统和科技子系统发展不协调是造成复合系统协同度低的主要原因。其中，R&D人员量、科学技术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高新企业个数、森林覆盖率序参量对复合系统协同度敏感性高。未来，应着力推进产业生态化，打造绿色增长极；全区域人才与科技联动发力，由虹吸改为辐射；构建一体化机制，重点提升河北地位。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生成逻辑、演变发展与整合创新——以公共权力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生成于破除信息传递不对称、腐败利益壁垒、目标利益不相容等中央与地方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困境的过程之中,其历史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初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断重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并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通过问题导向机制、协同机制、联动机制、制衡机制的整合创新彰显出更加显著的制度优势。面临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通过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发挥权力监督体系的整合和协同、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力量等举措,不断推进巡视制度的适应性,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整合地区经济、推进国家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标准差值法对1989～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的结果表明:渐进改革、梯度开放的发展策略导致三大区域中,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制度创新滞后以及地方政府"利己"策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的主要障碍.近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三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趋同趋势明显.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安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研究

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选择决定了区域化发展的进程。通过对安徽区域化发展中政府合作的发展历程描述,分析了地方政府之间因利益博弈而产生的合作困境。基于此提出提升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合作,强化省级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能力,以考核指标的改革促进地市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等来推进政府的合作。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价值功能、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项政府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其价值功能的实现需要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协同。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政府合同治理能力的不足和合同外包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公共服务合同面临着绩效的不确定性、权力寻租和公共性缺失等实践难题。为此,可通过公共服务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重塑、政府合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提升、合同外包外部环境的培育和完善、公私利益的平衡和多元供给方式的建立来修正和完善这种制度安排,实现其最优价值。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主要特点和协调机制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核心是市场一体化。长三角经济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一体化整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动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并以建设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为栽体，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