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我们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不仅根源于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而且涉及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当前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以往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建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实现基于合作伦理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近代家族公司的治理结构、家族伦理及泛家族伦理

近代家族公司在治理方面表现出二元化的特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家族伦理、泛家族伦理等传统手段在公司治理中同时并存,并相互影响,从而使近代家族公司在治理方面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公司的特点.学术界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家族伦理、泛家族伦理在公司治理中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许多不足,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与家族伦理、泛家族伦理的适用对象缺乏认识,因而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以便进一步认识公司治理结构与家族伦理、泛家族伦理的关系.     

“孝”的文化与“忠”的文化──中日传统家族伦理之比较

对于中日两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给予深刻影响的儒家伦理，实际上主要是家族伦理。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其家族伦理有着极大差别，前者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后者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     

论希腊神话的伦理缺位

在希腊神话中,众神生活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里,与发达分工相对应的是一个较为高级的文明社会。然而,不少神祇(包括英雄们)却依旧兽性十足。希腊神话中的文明性与诸神的高度本能性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是希腊神话中的伦理缺位现象,伦理缺位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之手使然:命运的“在场”及其不可逆改性,必然导致伦理失缺、本能膨胀。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本原意义与本真阐释

在通达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党的初心，“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伦理之家，形成初心不断凝聚的伦理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具有整体性与具体性、生成性与超越性、内省性与持存性的伦理特征，具有本原伦理的先行筹划、实践伦理的自我造就、示范伦理的带动引领功能。营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能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提供现实支撑，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提供前提基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提供伦理认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提供关键工程，为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提供方向指引。     

中国单位伦理实体探究

在中国,单位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社会组织和伦理实体,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单位”伦理实体中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精神有它特有的涵义,也有它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立之根据;在现今的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社会趋势下,单位伦理实体显出某些不适应性,应作出相应的扬弃。     

孝的伦理内蕴及现代归位

作为家庭伦理规范的孝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传统主流伦理范畴系统的核心部分，并且推而为家族伦理和社会的一般伦理，最后还演变成为政治伦理的核心范畴。现代社会中孝之伦理应该“归位”，即从传统社会中那种无限推扩转为回归其应该占据的位置，恢复其作为家庭伦理的地位，消解其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     

责任伦理：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

责任伦理,即一种以“尽己之责”作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伦理,其判定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是:尽己之责方有德。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责任伦理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世界伦理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而又高度的重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根据,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其必然性根据即在于比较适应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权责关系状况、道德生活境况和道德推理方式对富有成效的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的必然要求。     

市民社会伦理精神与和谐伦理精神的构建——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伦理思想的启示

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和谐文化为基础，和谐文化以和谐精神为灵魂，而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精神的价值内核。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基础性作用，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伦理实体，塑造了现代人的交往方式和存在方式，也孕育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伦理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价值理想”、“秩序伦理”、“政治伦理”和“交往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资源。     

欧美社会治理中算法应用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研究

聚焦社会治理领域的算法应用伦理问题，以欧美社会治理中的智能算法应用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智能算法嵌入社会治理面临的应用伦理风险，即算法“黑箱”与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歧视与社会不平等、隐私泄露与社会监视。基于此，从技术、伦理准则与法律、媒体三个层面提出欧美社会治理算法应用伦理的规制路径：一是优化算法技术，提升算法准确性和安全性；二是完善算法伦理准则和法律，构建智能算法善治体系；三是加强算法伦理的媒体监督，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路径。本研究能够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网络伦理难题与传统伦理资源的整合

网络社会一方面为人类展现了美好的“数字化生存”的前景;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结构缺陷,也存在诸多网络伦理难题。这些网络伦理难题的解决,要从传统伦理资源整合入手,构建新型的网络伦理,来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     

国家治理的伦理之维

政治与伦理问题是两个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问题。伦理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治理概念,应该是具有伦理属性的。从伦理视角看,只有体现伦理属性、彰显德性的国家治理,才具有强劲生命力,具有扎实的合法性基础,才会国泰民安。伦理属性与国家治理的关联,“好与善”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中的目标价值、主体德性、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好”的价值目标内在的要求有“好”的德性与“好”的制度,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道德调节：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道德调节作为社会调节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以推动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属于“应然”的基本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调节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道德赏罚、评价、教育等方式，广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为实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支撑。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老子的"道"与"德"及其伦理设计

“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那里，“道”既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万物的本体，还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法则或规律，而“德”，则是世界万事万物当然包括人的合“道”而行的自然品性。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就是“反”，由此，形成了老子与众不同的首先以“失”致“德”、然后以“德”致“得”、最后实现以“失”致“得”的伦理设计，这种基于对自然规律体认和社会人文关怀的伦理思想具有和谐人际、秩序社会的深刻意蕴，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魅力独具，价值永存。     

老子的“道”与“德”及其伦理设计

“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那里，“道”既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万物的本体，还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法则或规律，而“德”，则是世界万事万物当然包括人的合“道”而行的自然品性。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就是“反”，由此，形成了老子与众不同的首先以“失”致“德”、然后以“德”致“得”、最后实现以“失”致“得”的伦理设计，这种基于对自然规律体认和社会人文关怀的伦理思想具有和谐人际、秩序社会的深刻意蕴，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魅力独具，价值永存。     

关怀伦理：道德冷漠的可能解决方案

道德冷漠已成为制约当前社会道德发展的瓶颈,究其根源在于传统伦理对“分离”的强调,即强调人的自主性和权利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为基础的。在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中,关怀伦理主张以关系性为理论基点进行自我建构,重新定位关怀与爱等情感因素,重视在情境中强化关怀行为,以对话和商谈的方式解决道德分歧,满足人们“被需要”的心理需求。虽然关怀伦理在公正与关怀的关系、适用度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效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但它为促进当代社会和谐发展而提出的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仍然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和探索,也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伦理生存样态。     

后现代伦理与后现代政治

我们的社会似在面临深刻的变化.在道德的普遍主义之后,似是伦理的特殊主义在回归.种族斗争、部落纷涌等回归现象,这些定义了后现代政治的事物,表现出“在远处的松绑是为了巩固与他者在此地的分担”的需要.如果说道德是朝向完美社会的前程,伦理则是朝向起源,朝向刻画了原初、基础的“古老”的缓慢归路.在这样的意义上,伦理表现出大众共存的实质.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能够讨论“美学的伦理”,它是基于被分享的感情和激情的连结物.这种共存不像是社会契约所意愿的那种和谐,而更像是使人类特征一体化,出自“感情协定”的和谐.共存也是关于“公众场”的集体智慧,人们应当珍惜而非破坏.这样的寻根可以是积极的.伦理的这种根深蒂固同时又充满活力的“信赖联系”功能让我们懂得在短暂的权力之外,还有永恒在时间之中的根本性的势力.在这种时间链上,未来不像是在道德中那样,它不再是制约个人存在的绝对,个人存在只有参照过去才会有意义：永恒活在当下.因此,与现代道德的“应该是怎样”相反,伦理的“能够是怎样”或“希望是怎样”可以很好地总结出后现代公民关系所采取的形式.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科学发展观包括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观，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观。这种伦理价值观可表现在四个维度上：政治伦理上要求建立公平正义型社会；经济伦理上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科技伦理上要求建立智慧创新型社会；生态伦理上要求建立环境互惠型社会。上述外在的应用伦理关系无不统摄于人内在的人文伦理精神。科学发展观在人文伦理意蕴上，恰恰尽到了关怀自由人的伦理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