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以成都市为例

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受国家法律和土地产权制度制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集体决策机制、土地价格机制、收益分配机制、供后监管机制不健全,抵押融资、农村规划、土地征收、土地整治配套改革滞后。成都市在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需借鉴成都市经验,从优化制度环境、健全内部机制、完善配套改革三方面构建政策体系。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事后监管制度的变迁：地方探索、改革困境及化解之道

随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从试点推向全国，入市事后有效监管问题引发高度关注。加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事后监管力度，是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确保土地用途的合规性、合法性，也是目前审慎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的题中之义。选择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源流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理论框架考察南海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事后监管制度变迁过程。研究发现，南海区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监管方面进行了数轮改革，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政策措施，达成新的政策均衡状态。但目前集体经营建设用地事后监管政策仍存在问题，均衡即将被打破，由此提出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事后监管的优化路径，包括明确监管具体内容；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差异化入市事后监管体系；探索构建“多主体、动态化、智慧化、差异化、精准化、信用化”新型综合监管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困境与纾解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提出了平等式权利保护、交易式效率提升、规划式秩序维护、保障式收益分配、完善式配套建设等需求。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的主体、客体、交易、分配和配套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困境，需要以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为指引进行纾解。在主体方面，需要厘清入市流转主体，统一入市实施主体。在客体方面，需要入市征收妥当分置，充分贯彻经营目的。在交易方面，需要统一入市交易方式，明晰入市交易规则。在分配方面，需要厘清政府与集体之间的外部分配和集体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分配。在配套制度方面，需要促进土地登记确定化、土地规划科学化和利益保障完善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的多重风险及其对策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必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债务、功能以及对金融、社会及政治产生影响与风险。虽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对地方政府及社会政治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土地财政"、征地方式及发展方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必须坚决改革。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势在必行。为了保障农村集体建设平等入市的改革顺利推进、降低和防范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风险,应当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重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和基础,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重建,抓紧明晰土地产权归属,制订农地分区保护规划,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及基层组织体制的改革以及强化和完善司法体制、社会保障。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法律进路与规则设计

2019年8月26日审议通过了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新《土地管理法》删去了阻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规定,一些试点地区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方面的实践创新与规则设计值得肯定。集体土地征收系增加国有建设用地总量的一种法律行为,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征收局限性及弊端的克服,但两者的同时适用无疑会出现客体范围的重叠,此时应遵循流转优先于征收的原则。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客体不限于存量用地,还应包括增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中,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应担当出让主体;政府不应作为初次流转收益分配的主体,其对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应体现在再次流转中。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难点问题论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着理论难题:是转变土地所有制间接入市,还是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直接入市,在理论上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主张;面临着实践难题:如何解决"入市"与征地的矛盾、与城镇化建设的矛盾,如何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应对"入市"给土地规划和监管带来的挑战。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的难点问题多,涉及的利益矛盾多,必须审慎稳妥地探索推进。     

“三块地”改革背景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再体系化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应类型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入市客体仅限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施主体的入市行为需符合农民集体决议程序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只能有偿出让设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通过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抵押等方式流转。入市与征收是联动和分工的关系,若出让金数额或调节金缴纳比例与征地补偿标准保持适当平衡,征收与入市模式的差异不大。应采用“法定+意定”相结合的模式在集体内部成员之间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抑或征收补偿费。宅基地使用权应坚持特殊主体居住保障的功能定位,视为法定的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土地规划的前提下,三种集体建设用地应当允许相互转化,将转权与入市两个步骤有机结合。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形成及入市制度变迁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我国农村建设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有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制度安排,刻画了包括形成制度和流转制度在内的制度变迁轨迹。从内在逻辑来看,形成制度和流转制度在交织互动下共同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向产权完善方向演进。其间,制度变迁呈现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从制度变迁动力来看,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变迁的动力由早期的政府主导切换到了市场主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显化的过程。据此,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应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为导向,以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主逻辑,向集体土地产权完备和权能实现的方向推进。     

生态安全视角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

遗传资源利用存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层面的环境风险，而生态安全作为融合生态文明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念，应成为遗传资源利用环境风险规制的根本遵循。目前国内外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政策与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实践中仍暴露出诸多问题，为此提出四条优化建议：应完善环境安全应急处理体制机制，构建环境安全风险识别、评价、监测体系，重塑遗传资源利用环境损害的责任机制与救济机制，加强对于遗传信息数字化利用的监管，以期加快形成完备的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综合体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论矿山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合理配置环境资源和协调环境利益关系,政府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中承担着对矿山环境治理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决策、依法监督以及进行投资和制定激励政策等环境责任.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理念滞后、立法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我国应通过立法确立新的矿山环境治理理念、强化矿山环境行政审批的规定、明确政府统一规划的责任,并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完善行政执法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全国县级层面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可对始于2015年的“三块地”改革试点之一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显著缩小了相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来看，试点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比例约为3.95%。通过构造虚拟实验组的安慰剂检验，以及更换政策时期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没有较大差异，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相对稳健。进一步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和不同大小规模地区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和大规模试点县（市、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而在中、西部和中规模、小规模试点县（市、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明显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结果对加快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新《土地管理法》的进步与不足

新《土地管理法》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维护公平正义的程序理念。确定了土地征收的公益目的性要件,完善了征收程序。明确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客体范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方式和条件。应当将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政策上升为法律规范,多占和超占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设置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及补偿规则,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的具体规则。在统一和规范法律用语、强化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方面,新《土地管理法》仍存在改进的空间。     

农村建设用地的产权特征和实现路径

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最后进入市场,又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要素。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实现市场化,意味着它将与所有活跃于市场之中的生产要素一样,具有产权属性。因此,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必须在产权主体、产权用途选择、级差地租和产权移动性等方面明确其产权特征,同时,由于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具有较强的公益特性,所以,要加强市场的准入与监管,健全产权主体与收益分配制度,疏通入市途径与方式。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思考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隐形流转和试点实践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规,却成为社会上通行的做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经济的飞速发展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成为必然趋势,确认其流转的合法性是立法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国家应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要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权益。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制度探索及法制革新——以四川郫县为例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作为我国数十年农村土地改革的一次突破性探索,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新的高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促进和催生了关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国家拟从政策与法律制度层面加大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宏观性指导。郫县在试点过程中大胆突出制度设计,形成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并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暂停的法律规范措施,形成特有的试点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试点过程中呈现出诸多法律问题,则凸显法制革新的必要性。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地类转换的法理阐释与规则构建

闲置宅基地、废弃公益用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之间的地类转换是集体建设用地协同改革的关键问题。现行法尚未建立地类转换的规则，一体管制、刚性规划已经成为地类转换的桎梏。实质法治观、比例原则、集体土地的权力观为许可集体建设用地地类转换奠定了法理基础。国有建设用地差异性管制和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探索为地类转换提供了制度基础。未来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应构建集体建设用地地类转换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     

我国公民环境权益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政府环境责任的角度

政府对环境质量承担环境政治责任、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基于政府承担环境责任的角度,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实施,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有益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完善。为加强我国公民环境权益的保护,政府应完善环境责任,自上而下重视对公民环境权益的保护;应严格执法,接受新理念采用新方法来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勇于承担自己的环境责任。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之法律探讨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维护农民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转收益的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政府监管、民主决策等途径,确保流转收益分配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政府不宜直接参与初次流转中的收益分配,但可以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的标准分享再次流转的增值收益,其余部分收益应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对于集体收益的内部分配,应通过民主决策程序来决定.应赋予集体成员以司法救济权.政府应当建立基准地价制度,为流转价格提供行政性指导.     

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构——法治生态的视角

法治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生态要素应是相互协调、统一的整体。锦标赛体制是影响目前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生态要素。优化法治生态,建设法治中国,就要实现政府职能转换,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官员考核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司法监督,实现司法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完善政府行为的利益约束机制。     

生态优先理念下的环境法治体系完善

近年来,环保部发起的环保约谈虽然对环境行政体制、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等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很难说能长期推动环境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表面上在于政府部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监管,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经济优先的发展思路催生了环境执法部门"泛经济理性"的执法理念。该执法理念扭曲了环境法的立法原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环境立法需要进行价值理念转型。生态优先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先进理念,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优先理念的超越,应当成为现代环境法治的遵循。以生态优先理念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就要建立健全生态法律体系、生态法律制度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